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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路街景。
政治地图上的北京路
今天的北京路,是一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而在更长的历史时期里,它是一条官道,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官家气象
从南越国开始,历朝历代众多的官衙机构就设在这里。以今天北京路376号省财厅为例,唐代为岭南道清海军节度使署,南汉国为宫殿,宋代为经略安抚使司署,元代为广东道宣尉使司都元帅行中书省署,明代为广东行中书省、承宣布政使司署,清代为承宣布政使司署,民国为广东财政厅。官员们从官署出来,都是沿着北京路走到南门或珠江边。
今天北京路南段的天字码头,最早是在清初形成的。过去官员南来广州者,大多顺江而下,在天字码头登岸。这个码头只供官员使用,民船不得在此停泊。清雍正年间,布政使王士俊在天字码头附近建日近亭,供接官之用。官员卸任离开广州时,也在此亭恭请圣安,然后才上船启航赶路。
法场阴风
清朝统治末期,社会动荡。作为门户的广州,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而北京路更是常常伴随着刀光剑影。
今天的北京路南端,有一个曾经杀气冲天的地方,老一辈的广州人称之为“杀人地”,而地图上的正式名字叫法场地,大约在珠光路与八旗二马路之间。顾名思义,它是古代犯人行刑的地方。
咸丰年间(1854年),广东爆发洪兵之乱,天地会众在数月之间连克府州县城40余座,并围攻广州长达4个月,全省震动。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叶名琛大举清乡,几乎见人就抓,“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入屠肆”。法场地从早到晚不停地杀,据说一口气杀了7万多人,而全省被杀人数,则高达40万之多。
容闳曾亲临法场地观察,后来他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描述他所见到的恐怖情形,至今读来,犹不寒而栗:“一日,予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观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刑场四周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地上之土,吸血即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
革命战场
辛亥革命前夕,清廷派凤山为驻粤将军,当其在天字码头上岸不久,就被革命党人的炸弹炸得横尸路旁,为清政权敲响丧钟。民国时某酒楼有一菜式名“凤山入城”,也就是“炸蛋(弹)”。而在此前的1911年4月8日,先烈温才生也曾在此处行刺清将军孚崎,失手被擒而牺牲。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政变。12月11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苏兆征、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广州工人和革命士兵发动了广州起义,并在此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其旧址就在北京路西侧不远的广州市公安局。
当时盘踞在河南的反动武装渡河反扑,有一股从天字码头登岸,起义者在北京南路英勇还击。叶挺、聂荣臻登上财政厅楼顶,观察广州起义军民与敌军战斗的状况,为保存革命力量,下令起义军撤出广州。当时反动派在两旁商店纵火,一片惨烈景象。很多起义者在战斗中牺牲了,有些被俘。今天的永汉电影院当时还是一片空地,反动派用来做了临时刑场。
抗日风云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抵制日货。当时北京路上的大新公司因出售日货受到爱国学生包围,要求该公司把所存的日货全部交出烧毁,并保证今后不再出售。
旧广州公安局永汉分局局长杜煊泰,在北京路开设新世界洋货店,专卖日货。“九一八”事变后,仍不断贩卖日货,牟取暴利。1931年10月10日夜,广州2000多群众集会,包围了新世界,把店内的日货搬到永汉路焚烧;另一部分人则包围了永汉分局,谴责该局之前无理拘捕爱国群众。
晚上11时许,公安局派出大批保安队员开到,永汉分局警员在杜煊泰的指挥下,分兵四路,向群众开枪扫射,并用枪把、木棒追打群众。北追至财厅,南追至天字码头,西追至维新路,东追至文德路。霎时之间,枪声阵阵,爱国群众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学生及民众100多人被捕,酿成骇人听闻之“永汉惨案”。
1938年6月间,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代表廖承志在哥伦布酒店(北京路229号)召开读者招待会,参加者有200多人。会上,廖承志进一步说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并呼吁国民党当局释放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的青年。
1938年8月13日,正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时期,广东当局提出“保卫大广东”的口号,发动了一次抗日救亡献金运动,并在大南路设置了献金台。尽管6、7、8月间广州市接连遭到日机的轰炸,但参加献金大会的群众还是镇定自若,献金台前挤得水泄不通。
晚上,全市10万人举行献金游行。晚上6时40分,游行队伍从中山纪念堂出发,途经吉祥路、越华路、广仁路、财厅前、永汉路(今北京路)到天字码头,然后沿长堤到丰宁路解散,历时两个小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郭沫若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并带领群众高呼:“到献金台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1938年10月底,日军占领广州。占领初期,广州入黑实行宵禁(后来延迟至晚上9时或12时才实施)。宵禁开始即停止供电,昔日热闹的北京路一片沉寂,只有日军运送物资的车辆在深夜里穿过,马达声、皮鞭声猛地划过空旷的街道。
北京南路这一段白天行人也很稀少,因为这里的十字路口设有日军检查哨,出入不便。珠江河边由东到西除了留下若干码头使用外,一律用带“倒刺”的铁丝网封锁起来。天字码头和附近房屋为日本海军所占用,岗哨林立。之前的大路,现在对中国人来说却宛若死胡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前。
时代先锋
北京路也是近代新思想的率先传入之地。旧时由于封建思想作怪,广州的酒楼、茶室都不招女工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有一位名叫大娣的商人为了强调女权平等,在北京路高第街对面,开办了一家“平权女子茶室”,由当时较为出名的女律师苏瑞生的女佣人麦雪姬主持服务工作。这茶室首开了广州茶楼招聘女侍应生的先河。
但是茶室虽能正式营业,当时众多的市民却仍未适应这一做法,大多数人都不习惯接受女招待的服务,因此茶室不久就歇业了。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少数茶楼如陶陶居、诞香、占元阁等才在高级餐厅内试用女招待。抗战胜利后,茶楼开始兼营筵席、饭市,才正式招聘女工。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从解放北路开进市区,分兵沿北京路南下,迅速占领了永汉警察分局。自傍晚海珠桥爆炸声响过之后,这条马路整夜沉寂异常。第二天,沿街张贴出解放军的布告,还出现了秧歌舞。北京路迎来了新的黎明。
1966年,广州有89条马路,被合并为24条。北京路一带许多略带历史痕迹的路名,都换上了大红招牌,像龙津路、惠福路改为向阳路,高第街改为群众街。永汉路的老名也在此时正式被北京路所代替。后来很多路名都改回了文革之前的称呼,而北京路这个名字却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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