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烈士纪念日

62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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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地缅怀在胶东抗日前线英勇牺牲的邓一飞烈士；在上饶集中营牺牲的陈良堡烈士；在木高山与顽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林林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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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一飞，又名邓维述，参加革命后改名罗森。开平县赤坎护龙东盛村人，在开侨中学读初中时参加了由谢永宽成立的进步组织“红黑社”读书会，1936年秋与初中同学谢永宽、周天行、谭汝铿等入读广州市立一中，又与在穗的部分"红黑社"社友组成“自修大学”，参加了陈良堡、朱荣领导的秘密读书会——“学习社”。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投身于校内外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由校友邱萃藻领导的“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春，因日寇飞机大规模轰炸广州，转学到从广州搬迁到开平赤坎的越山中学。并与从广州回来的学生在赤坎牛眠沙办了一个名叫"突击"杂志，经常撰稿，宣传抗日。

    当年8月，谢永宽与谭汝铿、彭展寿、朱剑虹等7位同学受命组成“开平留省学生抗日救亡工作队”到开平，成立“开平突击抗日救亡工作团”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举办建党对象学习班，吸收邓一飞等多人入党，是抗战爆发后开平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较早吸收的党员之一。并与驻广州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介绍邓一飞等人奔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

    1938年9月13日，经党组织的安排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坐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步行四百余里，到达洛川抗大第六大队（即八路军随营学校）正式入伍，分配在二支队六中队。1939年元旦过后，大队接到敌后办学的命令，渡黄河，走吕梁，穿越同蒲封锁线。行程一千五百余里，到达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上党地区与同时到达的陕北公学一部分合并成立抗大一分校。所在单位改称二营六连。他任支部委员、第九班班长。7月1日毕业分配留校，担任工兵连的助理政治教员。10月，参加校部政治教员训练班，学习不到两个月，奉命全部开拔山东到"敌后之敌后"办学。"政训班"改称校部营集四连第二区队，原来任"政训班"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学习小组长的邓一飞改当二区队四班班长。1940年春从“政训班”毕业后分配到胶东，在胶东抗大五队任政治教员。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胶东这一年就遭到日寇春夏冬三次大“扫荡”，冬天这一次，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出马，纠集日伪军三万多人，采取所谓“铁壁合围”、“分进合击”、"对角清剿"的战术，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向胶东抗日根据地猛扑，胶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体动员起来展开反"扫荡"的英勇斗争。邓一飞走在这次斗争的最前列。他工作所在的二营五连担负着牙山地区内线作战、防御牵制敌人，配合主力外线作战的任务。12月14日。邓一飞坚守所在的阵地被日寇重重包围起来，在突围的战斗中，他冲进敌群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23年岁。

    邓一飞壮烈牺牲后，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广泛宣传邓一飞的模范事迹，为了表彰这次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的邓一飞等37人，胶东支校于1943年在栖霞县李家沟口建立了一座英雄纪念碑。全国解放后胶东县人民政府在牙山地区的桃村建立一所胶东革命烈士纪念园，园中矗立有邓一飞（罗森）的墓碑。

    1973年，邓一飞的战友李林来到开平寻访邓一飞遗孀司徒顺，邓一飞的事迹才广为传颂。

    1974年3月，当时的开平赤坎公社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邓一飞纪念大会，宣扬他的英雄事迹。

    1983年7月，邓一飞被中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为纪念邓一飞的功勋，邓一飞祖屋被列入江门市开平市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类别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历史年代为民国，公布时间为1983年。

   

    2001年7月，怀着对邓一飞烈士敬仰之情，他家乡开平护龙村修建了邓一飞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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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堡， 1918 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广东韩山师专教员，姊姊陈良萼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陈良堡在家庭和学校进步老师同学的影响下，从小爱读革命书籍，关心国家大事。他为人正直诚恳，富有正义感，敢于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作斗争。1934年春，在潮安金山中学念高一时，参加了反对劣绅勾结校长霸占校产的罢课斗争，遭到学校的禁闭和开除，被迫离开家乡，到广州去求学。

    1935年考入广州市立一中高中，在市立一中读书近三年。常常利用课余时间，主动组织和引导同学读进步书刊，同他们讲东北义勇军抗日以及红军长征的情况，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介绍他们看《世界知识》杂志、《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不少同学受到他的启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初，陈良堡在班上组织秘密读书小组，吸收朱荣、欧阳象才等参加。同年暑假，他们一起参加广州市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民众歌咏团，学唱救亡歌曲。1936 年秋开学后，陈良堡提出通过市立一中学生自治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议朱荣竞选学生会主席，读书小组其他成员都参加学生会工作，中心是掌握学生会会刊这个阵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陈良堡的努力，完全实现了这个计划，读书小组取得了市立一中学生会的领导权。之后，陈良堡又把读书小组扩大为“学习社”，社员有李进阶、彭展寿（彭丰）、林林（林凌波）、朱剑虹等和高一班的谢永宽、谭汝铿、周天行、邓一飞等人。学习社经常利用假日带领同学们到校外参加“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组织的救亡活动。“学习社”成员逐渐成为学生中的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市立一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也跟着蓬勃发展起来。

    1936年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一年，上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汇成了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市立一中同学也走出校门，参加了广州市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抗日示威游行。

    1937年7 月，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陈良堡在“学习社”组织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注意利用国民党的合法群众组织开展工作。8 月，国民党宣布秋季市立高中二、三年级学生集中军训。陈良堡向大家解释：学生学习军事知识，对参加抗战、打游击有好处。在集训队里，陈良堡又利用集中军训，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组织进步同学阅读抗战书刊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为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积极做思想准备。

    市立一中在校学生中，陈良堡入党最早，1937年10月，陈良堡介绍朱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朱剑虹入党，翌年2月，朱荣和朱剑虹介绍谢永宽入党。

    陈良堡、朱荣等带动市立一中进步同学积极参加全市性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与其他学校组织的许多宣传队、歌咏队，纷纷走上街头，深入工厂和农村，开展抗战宣传活动，推动了广州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7年秋，包括市立一中的陈良堡、朱荣等一批大中学校学生党员受广州市委的委派，陆续打入官办合法团体“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并在理事会中形成了优势力量。陈良堡和朱荣带领一中学生积极参加“学抗会”的各种活动，进行抗日示威游行、宣传等活动，成为“学抗会”的骨干力量。同时由学生会派代表参加秘密的“广州学生联合会筹委会”（广州地下学联）工作，以便进一步开展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省青委负责人吴华指导下，以参加“学抗会”的同学为骨干力量，于1938年2月在校内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支队，成为团结广大青年学生的核心，发展了党组织。1938年5月，中共广州市立一中支部成立。

    上述情况表明：陈良堡不仅是三十年代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位杰出战士，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党的地下工作者。

    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太原和南京后，陈良堡决心放弃升大学的想法和机会，走上抗日的战斗岗位。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新四军（少将）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动员他的同学、改造社成员、大革命时的中共党员、八一起义参加者徐先兆到国民党第66军160师司令部工作。黄道又经徐先兆介绍，接受66军军长叶肇的请求，派遣陈立平、薛尚实、贺敏学、陈良堡等10名地下党员到160师随军服务团工作。不久贺敏学出任160师参谋，地下党员姚云黎为160师秘书，66军通讯队也有地下党员。160 师刚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下来，正在湖南攸县集中整训。部队官兵绝大多数是广东老乡；师长华振中是比较开明的抗日将领。

    1938 年 5 月，陈良堡和胡沥、张村(白璋川）等到达160师后，立即组织服务团同志一面学习时事政治，加强内部团结；一面抓紧练歌排戏，提高宣传工作能力。接着到师属各团、营、连演出抗战话剧，普遍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同时开展代官兵书写家信和缝补衣服等服务工作，结合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工作中，陈良堡十分重视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注意处理好同160 师政治部的关系，又注意保持随军服务团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保证了随军工作的顺利开展。1938 年 8 月，160 师开赴江西九江前线参加保卫武汉战役时，师政治部留守后方。陈良堡等在取得师长同意下，带领随军服务团，离开师政治部，随作战部队北上， 积极开展战地服务工作：大量书写、张贴、散发对敌宜传标语、传单和敌军士兵"通行证"，抓紧教会部队官兵呼喊对敌宣传口号，进行瓦解敌军活动；协助部队医疗卫生部门救护和转送伤员；协助部队兵站及时转运军需物资和弹药。陈良堡本来有心脏病，这时又染上疟疾，但他带病坚持长途行军，带领服务团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开展工作，与作战部队共进退。这种热情为抗战部队服务的爱国精神，加深了 160 师官兵同随军服务团同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战斗友谊，很好地鼓舞了作战部队的士气.

    1938年9月初，160师在赣北德（安）星（子）线抗战，师长华振中采纳薛尚实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布置袋口，分兵三路将日军包围于金轮峰，在友军配合下，将敌101师团101联队歼灭近半，打死打伤日军联队长布施安昌大佐以下官兵1000余人，取得金轮峰战斗的胜利。旅长莫福如把缴获的写有 "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赠送给随军服务团作纪念，师部制作的"金轮峰大捷"纪念章，也分发给服务团同志佩带，以表彰他们在随军工作中的功缋。陈良堡在随军工作中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建国后还受到当年在 160 师工作过的党的领导同志贺敏学、陈立平的赞扬和肯定。

    1939 年春，160师奉命返回广东作战。由于师长华振中此时调任独九旅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师部人事大变。新任师政治部主任对随军服务团的工作提出种种限制，并下令审查团员的日记，使该团很难正常开展工作。陈良堡等同志经过研究，并请示广东党组织有关负责同志的同意，组织服务团同志分批撤离 160 师。其中一部分团员，随华振中去独九旅继续做随军服务工作；另一部分团员，包括陈良堡等，则北上延安或参加新四军。

    1939年5月1日，陈良堡等五位同志从广东出发，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从此，陈良堡多年响往在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工作的愿望实现了。在教导总队政治干事、干部队政治教员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学习更加勤奋，工作更加积极，把整个心思和全部精力都用在革命工作上。

    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陈良堡与教导总队的同志一起浴血奋战于皖南东流山几个昼夜。战至弹尽粮绝，身负重伤，被关进江西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他忍受着伤重和处境恶劣的痛苦，继续坚持斗争。他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诬蔑，理直气壮地宣称“新四军抗战有功，革命军人抗日无罪”，坚决拒绝写“悔过书”。他在国民党特务不给治伤、不送粥饭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下，身体日益虚弱，伤口化脓溃烂，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4岁，正是大有作为的青春年华。

    他家乡的人民于1955年4月5日在潮州西湖公园西湖山北麓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记念陈良堡等25位革命烈士。

    他的名字用鲜红的颜色镌刻在“潮州烈士纪念碑”上供人们瞻仰缅怀，而他的精神则铭记于后人心中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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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又名林凌波，海南临高县人。中等身材，稍微陡削的前额下嵌着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显得深沉睿智；略长的面颊衬托着笔直的鼻梁，给人以刚毅、沉着、诚挚、内向的感觉。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是大学毕业生，曾任国民党县长，然而林林不同于一般的公子少爷，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生性勤俭朴素，乐于助人。母亲给他的零用钱，他除了买书就是用来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家里给他做的白布衣服，一到学校他就拿来染黑了，他说，这样既群众化又能节约洗衣肥皂和时间。林林在琼海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时，一位进步老师拿来一本《劳动世界》，交给班中几位进步的同学阅读。学校当局发现了此事，认为这是禁书，扬言要清查学校的的赤化分子。校长到教室，板着铁青的脸孔训话，要追查这书的来历。同学们面面相视，默不作声，教室里静得可怕。只见林林站了起来，说：“校长，这书是我从家里事带来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你家里怎么有这样的书？”校长反问。“是我父亲缴获回来的。”校长知道林家的地位和影响，听林林这么一说，不再哼声，只是板着脸走出了教室。那几位进步同学用感激的目光望着林林。

    1935年，林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市立二中高中部，次年转入市立一中，与陈良堡、朱荣、李进阶等人同一个班。1936年初，陈良堡在班上组织秘密读书小组，同年暑假，他们一起参加广州市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民众歌咏团，学唱救亡歌曲。1936 年秋开学后，朱荣竞选为学生会主席，取得了市立一中学生会的领导权，读书小组其他成员都参加学生会工作，掌握学生会会刊这个阵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陈良堡又把读书小组扩大为“学习社”，社员有李进阶、彭展寿（彭丰）、林林（林凌波）、朱剑虹等和高一班的谢永宽、谭汝铿、周天行、邓一飞等人。学习社经常利用假日带领同学们到校外参加由邱萃藻校友领导的“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组织的全市性抗日救亡活动。“学习社”成员逐渐成为学生中的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市立一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也跟着蓬勃发展起来。

    1937年的暑假，林林接到家中来信，说母亲病重，要他速速回家探视。林林整理好行装，正欲启程，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全国震惊，广州哗然，林林热血沸腾。他连夜给家里写信：“……国家危难，作为一个热血男儿，应赴国难，母亲病重，恕我不能侍奉榻前，我要留在广州，为抗战贡献自己微薄之力，请家人理解……”第二天，他就与一批进步同学组织了宣传队，深入到工人、市民及郊区农村中去，演抗日戏剧，办民众夜校，出抗战墙报，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行列。

    1938年2月在校内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支队，成为团结广大青年学生的核心，发展了党组织。1938年5月，中共广州市立一中支部成立。

    1938年5月，林林在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广州市立一中党支部创建时六位党员之一。同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沧陷，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在广州组织了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分赴全省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林林同周天明、阮明受中共广东中区特委的派遣，到梅菉担任重建党的工作。他们三人便是中共广东省委为建立南路特委而派的先遣队。

    林林到梅菉不久，很快就发展了杨子儒、容启钦入党，建立了中共梅菉党支部和吴川振文党支部。又先后建立了三乡、梅吴等党支部。接着，他又亲自潜入法帝的统治区——广州湾发展了陈以大和林保照入党。次年三月又发展了林其材，并立即建立了广州湾党支部。为中共高雷工委和中共南路特委的建立打下了组织基础。在调罗、新村、菉塘、竹尾、陈铁等村办起了民校，建立了联络站，宣传我党路线、方针、政策。

他协助原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张炎在南路组织和训练了几百人的抗日乡村工作团，抗日战时工作队，开创了南路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1939年三四月间，在林林指示下，广州湾党支部协同海南抗日游击独立大队（琼崖抗日纵队前身），建立了海南抗日游击大队的后方联络办事处，广州湾支部指派林其材参与这个联络站工作，并确定保障这个联络站的安全是广州湾支部的重要任务。尽管法帝、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派有较多的反共经验、鹰犬如毛，但菉塘、新村、调罗、陈铁、竹尾联络站和海南独立大队后方办事处始终安然无恙，坚如盘石。保证了海南特委和广东区党委的交通联络畅通无阻，掩护了中共中央派去海南岛参与领导工作的庄田、林李明等同志的顺利通行。多次输送从香港运往海南的电台等物资，护送了百数十名从南洋到海南的革命同志。1940年，高州伪专员张炎抗日将军被国民党撤职后，由高州撤退的许多同志也经由菉塘等联络安全转移。特别是香港被日寇占领之后，夏衍等一些同志和一批民主人士，也是通过党领导下的几个交通站护送到桂林去的。

    林林很重视党的建设，除了经常主持党的组织生活外，他认真地分别组织几期党员训练班和进步群众党课训练班，并亲自讲课。为了避开法帝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他经常都是黑夜进入联络点，上课到三更以后，拂晓前离去，不以为苦。

    1941年后，广州湾上空战云滚滚，雷州半岛与广州湾随时有遭受日寇铁碲践踏的可能。中共南路特委调黄明德、王国强、陈醒亚等加强茂南、吴川、化南、廉南的工作。林林被调到廉江，他到职后即迅速在廉江城和枫梢村安排了苏坚和陈荣等人组织了从玉林、陆川到廉江、吴川、化县之间的地下邮路，及时转送了桂林版的《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使抗日时期在廉化吴梅等地工作的同志，能及时读到党中央和***的重要文章和指示，从而提高了水平，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1943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登陆，廉江、吴川边界地区成为抗日的前沿阵地。为了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同年秋天，党组织把林林调到东桥正奏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担任本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林林到职不久，就在东桥、白鸽港、鹤山等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并组织起一支共有二三百人的抗日游击队伍，还派共产党员打入城安乡抗日联防队、平坦乡公所、廉江县自卫中队等处任职，掌握地方性武装的指挥权。
    1944年农历8月17日上午，林林带领城安乡抗日联防队50多人和正奏小学抗日游击队20多人，在拱桥伏击了日伪军一个小队，毙敌2人，伤敌多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胜利地打响了廉吴边区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战后第二天，林林又带领这支队伍，到城安乡属的竹仔山、吉水仔等村庄，逮捕一批日伪政权维持会的头目以及为他们种鸦片的人，并当场枪毙了3名首恶分子，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拱桥战后约20天，当日伪军得知我城安乡抗日联防队正在湍流村整训时，立即派出日军小队长松川带领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共七八十人，连夜从赤坎沙湾乘船和湍流村扑去，企图一举消灭城安乡抗日联防队，林林得到情报后，指挥抗日联防队安全撤退，并与黄景文、陈汉雄、占式邦等人率领的抗日队伍协同作战，在钩镰岭痛击敌人，打死日军小队长松川等20多人，缴获战利品一批，胜利的消息震动整个南路。人民群众为此编了个顺口溜：“国民党，是草包，日寇来到带队跑；共产党，真好样，日寇碰上实遭殃，死的死，逃的逃，百姓从此不用愁。”
    1945年1月，中共南路特委组织和发动了南路抗日武装起义，建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林林被任命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兼政委。林林带着自己的部队转战良垌、樟山、塘缀、中垌、三合、石颈等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45年2月5日，林林大队奉命急行军向廉、博、合边进发。长时间连续不断的行军打仗，战士们已疲惫不堪。当晚，大家都睡得很沉，林林像往常一样，查岗问哨，观察地形，研究进军方案，他是全大队最后一个躺下休息的。翌日大清早，国民党一五五师兵分几路，包围了木高山村，情况非常危急。
    听了哨兵急速的汇报后，林林立即部署力量还击来敌。他安排了各个中队的作战任务后，自己率领一个小队，首当其冲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占领了一个小高地，控制了一个路口。这时各个中队都与敌人接上了火。在高地上，林林看得清清楚楚，来犯之敌像两条长蛇由东北方向蜿蜒而来，到了村边便散成无数黑点，沿着田头沟壑，慢慢地向木高山村包围过来，看样子足有近1000人。而林林大队只有三四百人。林林心里想：“敌我力量极端悬殊，此时坚持打阵地战，对我方十分不利，甚至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事不宜迟，他当机立断下达了命令：突击重围，全力撤退。
“快去传达我的命令，叫副大队长带领队伍撤退，我带队掩护。”林林催促着身边的通讯员。
“不，大队长，你是全大队的主脑，你应带队撤退，这里有我就行了。”二中队长王大川知道掩护的危险性，用恳切的语调说。
“不必多讲，这是命令，快去！”林林的声音就像打雷。说完，他从一位战士手里拉过一挺机枪，发狂似地向敌阵扫射。通讯员不敢怠慢，迅速离开阵地。
    在林林等人的掩护下，支队派来的卫生队首先撤出，大队机关干部紧跟着安全撤退，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都先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压在林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发现左侧一个部队陷入敌人半包围圈中，立刻向身边的部队下达命令：“跟我来！把那同志接出来。”一边说，一边跃出掩体，带头向前冲去。就在这时，从敌阵飞来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林林年轻的躯体。他在一棵岗稔树旁倒了下来，殷红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岗稔树。

    巍巍的木高山在颤抖，滔滔的九洲江在流泪，二支一大队的全体指战员为失去自己的大队长兼政委而悲泣。
    林林牺牲时，年仅27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光照日月，与山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