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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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慈 发表于 2015-4-25 17:32
我妈妈1937年北上军训后加入隶属薛岳的部队做救护伤员及収容战地孤儿,加工军用被服衣物工作,直至1948年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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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军烈士坟场  不是今天看见你的贴子 别说看 是根本不知新一军烈士坟场,童年时代只知黄花岗,烈士陵园,三元里抗英  
华侨捐建十九路军陵园(以前只叫十九路军坟场)长大后才知

新一军烈士坟场

拜托大哥改成陵园吧
抵抗外敌的都是我心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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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抗日烈士公墓埋没菜市场 葬1.7万遗骸

2015-4-25 21:49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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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建的纪功亭隐身于菜市场深处

你知道“广州新一军公墓”在哪里吗？

“在所有的广州地图上，都没有新一军公墓的任何信息；在中国广州档案网‘革命史迹’所列的30个革命纪念坟茔、场所中，也没有新一军公墓的名字”。广州市政协委员卢洁峰日前发表的博文《被遗忘的广州新一军公墓》引起网友关注，文中指出，在白云山脚，毗邻菜市场和服装批发市场，埋葬着1.7万抗日战争期间赴印缅为国捐躯的烈士遗骸，而这个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公墓，至今鲜为人知。英雄泉下有知，是否有憾？昨天，羊城晚报记者前去探看这座埋没于菜市场的公墓。

未曾落地的保护

21年拉锯商讨

保护停在纸上

1947年9月，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原陆军新编第一军赴印缅抗击日本侵略军为国捐躯的2.7万多名将士，时任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亲自选址，在白云山南麓修建起广州新一军公墓，将从印缅战场上找回来的1.7万烈士遗骸埋葬于斯。

昨天，记者来到濂泉路和广园路交界处寻找广州新一军公墓的历史遗迹，只见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墓园纪功亭，被埋没在肉菜市场之中。而公墓入口的墓门牌坊也被服装批发市场的档口包围，与纪功亭、墓门牌坊隔着一条大马路和一道高架桥的墓地主体，则被圈在军事禁区中，谢绝参观。

“明年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了，公墓现在却是这个样子……”卢洁峰忧心忡忡地说，1993年广州市政府已出台十六字保护方针，即“尊重历史，原地保护，分期修复，照顾现实”，但后来保护工作并没有继续下去。2006年，广州市政府认为原地保护有困难，计划把公墓搬迁至黄埔琶洲岛，一部分老兵同意了，但也有部分老兵不同意，这样拉锯数年也无果。

据了解，过去21年来，卢洁峰曾多次就此递交提案，媒体也多次称该公墓将“异地搬迁”、“重建保护”，但最后均不了了之。2013年，卢洁峰把多年收集的详尽的公墓信息上报省委，经过政府调研决定：广州新一军公墓必须原地保护，拆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13年10月，文广新局就此召开会议，但‘因为征地范围太大’，保护方案始终没定下来。于是，我建议先建好纪功亭和墓门牌坊，上个月我去看的时候纪功亭是建起来了，但还没盖瓦。我觉得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原地保护现在就是没有保护，根本没有具体措施落实保护！”卢洁峰说。

早被遗忘的历史

委身喧嚣市场

街坊无一知情

位于广园中综合市场中央的纪功亭，正处于重新装修阶段。施工工人忙碌地为亭子顶部铺瓦，亭内石碑上刻有“新一军征缅阵亡将士公墓”字样。亭旁海鲜档档主张姨表示：“市场还没建成之前就有这亭子，但一直是破破烂烂的样子，直到一个多月前才有人来重新装修。”当记者问张姨是否担心该市场因保护文物而拆迁时，她则一脸淡定地说：“不会的，要拆早就拆了，还等现在吗？”

在亭子不远处的濂泉路服装批发市场内，那墓园门楼更难辨认。市场入口车来货往，墓园大门牌坊两旁已经被服装商铺占用，门楼上嵌入的纪念碑字迹已磨灭褪色。

在门楼处站岗的保安告诉记者，“里面是军区部队家属的住房，不得进入”。另一位在附近经营童装生意的陈女士则表示：“附近这几家店原来都是属于军区的，后来放租出来，我也是这几年才租下来开店的，什么文物墓园我都不知道。”

同时，记者又在墓园遗址附近随即询问了不少街坊，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处有一个墓园埋葬了1.7万位抗日战士。就算对纪功亭和墓门楼有认知者，也对“广州新一军公墓”没有概念。陈女士称：“这里没有什么墓园，可能以前有过，但之后迁走了吧，要找烈士墓的话还是去烈士陵园或者黄花岗吧。”

“就算这里真的是墓地，现在也没人知道了，”今年65岁的“老广”关伯说，他于20多年前搬到沙河，当时，附近的军区已是禁区，里面的情况谁也不清楚，“如果墓园是建国前就修建起来的话，那可能要找比我还老的本地人才知道了，但估计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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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啟用「新編第一軍」的番號是在1942年八年抗战時期，而較為大眾所知的新一軍也是在形容此時的單位。原为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轄屬海關查稅緝私之税警总团，後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師長孙立人，在仁安羌擊敗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解英軍之圍（仁安羌之战）。

孙立人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蒋中正颁发“四等云麾勋章”以表彰孙立人战绩。美国总统罗斯福亦授予他丰功勋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英帝国司令勋章。

英国在緬甸兵力過少，因此在仰光之戰後决定弃守缅甸，一路敗退撤往印度，新編第三十八师在這種狀況下只好獨立硬戰掩護盟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由于英军溃退，导致中国远征军陷入日军包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官杜聿明決定执行蒋介石令他將遠征軍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將軍隊撤回雲南。

新編第三十八師師長孙立人则认为野人山属瘴疠之区，纵横千里，难以穿越，当机立断率新編第三十八师向西撤往印度。被軍統局認為是抗命。由于日军被杜聿明率领北上大部队所吸引，新編第三十八师在撤退途中较顺利打垮日军阻击。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收容数以千计难民和英印聯盟落隊散兵。

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军與第六軍因遭到日军圍殲，加上穿越原始叢林時裝備與給養不足，因此突圍部隊有半数以上因病死或是缺乏醫藥而死亡葬送在野人山中。當中新編第二十二師因所在位置並未跟隨第五軍歸國，亦撤往印度。

5月底，孙立人率新編第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拒绝解除武装。

恰巧，为新編第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于当地医院疗伤，闻知孙立人部情况后，即前往调解。

第二天，新編第三十八师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表欢迎，英雄式入城。

在美國的XY計劃中，駐印軍稱為X部隊，由美籍顧問進行全面性的整訓。撤入印度的新編第三十八師與新編第二十二師在1942年接受重組改變番號為新編第一軍，軍長鄭洞國，副軍長孫立人。

1943年底，在印度完成整訓的新編第一軍在軍長鄭洞國率領下與英國及美國游擊部隊反攻緬北，並從日軍18师团的防線正面突破，打敗日軍。在緬北之戰告一段落時，1944年8月孫立人接任新編第一軍軍長，隨後繼續進行緬北掃蕩作戰。

民國卅四年（1945年）5月，孙立人率新編第一軍返广西南宁，准备進軍東京。同月，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是中国唯一被邀请的高级军官。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新編第一軍奉命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并建造新編第一軍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嗣后，新編第一軍进行休整和扩充，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蓝鹰部队”、“天下第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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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人（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撫民，號仲能，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山南，世代簪纓，為中華民國陸軍名將。1947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歷任財政部税警總團團長、支隊司令、國民革命軍師長、軍長，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中華民國陸軍副總司令、總司令、總統府參軍長等職，並榮獲中華民國四等雲麾勳章、大英帝國司令勳章、美國豐功勳章以及中華民國青天白日勳章，身後獲總統明令褒揚。為抗戰時期中國少數有留美背景的軍事將領。

1955年，遭國民政府指控涉入兵變案，長期被軟禁於家中寓所，直到李登輝總統時代才被釋放。其兵變案雖經再度調查認為他無罪，但尚未完全恢復其名譽
孩童時期

孫立人於1900年出生在中國安徽省庐江县，父親孫熙澤是清朝末年的舉人，被派任為山東知府，舉家前往青島居住。滿清末年國土被列強割據，當時青島為德國占領區。孫立人9歲時，某天在海邊玩耍，發現了一顆極為漂亮的石頭，於是高興地將這顆石頭拿在手裡面玩耍。這時，來了幾個德國小孩，他們看見了孫立人手上的石頭，於是聯手欺負孫立人，搶走了石頭，並且打了孫立人兩記耳光，還辱罵了中國人。日後這次事件對於孫立人的影響極大，他認為「自己的國家一定要強盛，才能夠讓人民都活著有尊嚴」，也成為他日後投身軍旅的重要觸媒。
早期生涯

孫立人於1914年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取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庚子賠款留美預科，接受八年的留美預備訓練。清華历来十分注重學生的體育鍛煉，孫立人在校風薰陶下，熱衷於籃球、足球、排球、網球、手球、棒球等各項球類運動，在眾多項目中孫立人最擅長的是籃球。1920年他任清華籃球隊隊長，率隊擊敗當時稱霸京津籃壇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獲得華北大學聯賽冠軍。1921年入選中國國家男子籃球隊，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遠東運動會，身高1米85的孫立人當時擔任球隊的主力後衛。當時籃球項目有菲律賓、中國、日本三國參加，東道主中國隊經過激戰，先以32-29擊敗日本，再以30-27擊敗菲律賓，獲得本屆運動會籃球冠軍，這是中國在國際大賽中第一次獲得的籃球冠軍。孫立人進清華後的第二個學期，因玩蹺蹺板受傷而住院治療，又因輸尿管障礙，休學一年，終於治癒，故在清華九年，於1923年畢業。

同年赴美留學。因其在清華學校已習基礎工程多門，故直入普渡大學三年級加修土木工程學，1925年取得學士學位畢業。期間曾為美國橋樑公司（American Bridge Company）受聘當設計繪圖師。1926年孫立人进入維吉尼亞軍校，接受嚴格之軍事教育，因其已有學士學位，故直入三年級習文史，1927年以文學士畢業，遊歷歐洲，參觀英、法、德等國軍事。

1928年孙立人回國，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今國立政治大學），任中尉军训隊長。1930年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任上校副總隊長。1932年調財政部稅警總團任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兼第四團團長。

稅警總團由財政部部長宋子文一手創建，武器從德國購買，排以上軍官大部分由留美學生擔任。在孫立人的訓練下，其所屬部隊官兵教育水準、以及學科、術科和緝私方式的水準都遠高於一般部隊。事實上，稅警總團、第36、第87、第88師、和中央教導總隊即是第一批接受德械裝備與訓練的部隊。

由於當年孫立人任團長的第四團曾在華東射擊比赛中獲得第一名，而前十名裡面第四團共佔了七名，孫式訓練遂逐漸嶄露頭角；也因孫熱愛籃球，是政府撤退臺灣後，中華民國國軍早期籃球運動鼓勵提倡者。
抗戰初期

1937年10月，孫立人率稅警總團第四團參加淞滬會戰，與日軍血戰兩周，在周家橋破壞日軍機械化橡皮橋，七次擊退強渡蘇州河的日軍，使該地成為淞滬會戰中日軍傷亡最重之處。但此役孫立人為奪回友軍失去陣地，遭迫擊炮彈攻擊身受十三處創傷，由其部屬李鴻營長指揮號長甦醒與機槍連長胡讓梨背負救出，昏厥三天後宋子文派弟弟宋子安立即送往香港接受完整治療,以免日軍發現被俘。

傷癒後，孫立人返回武漢加入財政部重組之緝私總隊擔任少將總團長，率部遷移到貴州都勻練兵。重組之緝私總隊為淞滬會戰後傷癒之稅警總團殘兵（未受傷的被團長黃杰帶走改組為40師）加上新募為主，規模3團，經過兩年嚴格的訓練，孫立人將緝私總隊由原本之三團殘兵新兵逐步擴張至六團規模。

在國民政府急需有力部隊之要求下，1941年12月財政部被迫交出部分緝私總隊半數兵力給國民革命軍重組為新編第三十八師，作為交換條件由原本財政部體系的孫立人晉任少將師長，隸屬於第六十六軍，這支部隊成為中華民國當時的主力部隊之一。
1942年2月，中華民國組成遠征軍，下轄第五軍、第六軍和第六十六軍。4月，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於進駐緬甸曼德勒，兼任衛戍司令，參加曼德勒會戰。4月14日，西線英帝國緬甸軍步兵第一師及裝甲第七旅被日軍包圍於仁安羌，糧盡彈缺，水源斷絕，陷於絕境。孫將軍奉羅卓英之命，派113團星夜馳援，劉放吾團長16日下午四時率部趕到巧克伯當。英緬甸軍司令斯利姆將軍17日親往會晤，命令該團乘汽車至平牆河地區會同安提司准將之戰車，攻擊並消滅平牆河北岸約兩英哩公路兩側之敵。18日凌晨113團會同安提司准將之戰車向日軍發起猛烈攻擊，至午即攻克日軍陣地，殲敵一個大隊，解除了七千英軍之圍，並救出被日軍俘虜的美國傳教士、各國新聞記者及婦女五百餘人。仁安羌大捷是中國遠征軍入緬後第一個勝仗，孫立人以一個團不滿一千的兵力，擊退數倍的敵人，救出近十倍於己的友軍，蔣中正頒發四等雲麾勳章表彰孫立人的戰績。美國小羅斯福總統亦授予他豐功勳章，英王喬治六世則授予他英帝國司令勳章。

仁安羌戰後，英國方面決定棄守緬甸，撤往印度，新三十八師奉命掩護盟軍撤退。4月下旬，英軍撤過曼德勒後繼續向西逃往印度。由于英军的潰退，导致了中國遠征軍陷入日軍包圍。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副司令官杜聿明因為對蔣介石表達忠誠，拒絕了時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执行了蒋介石令他經野人山熱帶叢林北上撤回雲南的命令，這也埋下東北剿共戰役杜聿明處處為難孫立人的伏筆。孫立人則認為野人山屬瘴癘之區，縱橫千里，難以穿越，當機立斷率新三十八師向西撤往印度。由于日軍被杜聿明率领北上的大部隊所吸引，新三十八師在撤退途中比較順利地打垮日軍的阻擊。部隊裝備不但沒有損失，還收容了數以千計的難民和英印散兵。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軍因遭到日軍追擊，丧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时机，半數葬送在野人山中，孫將軍得知後立刻派遣新三十八師搜尋並救出部分友軍轉而撤往印度。

5月底，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到達印度邊境。英駐印邊防軍要求中國軍隊解除武裝，以難民身份進入印度。孫立人拒絕解除武裝。恰巧，為新三十八師在仁安羌解救過的英聯軍第一師師長正於當地醫院療傷，聞知孫立人部隊的情況後，即前往調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師開進印度，英軍儀仗隊列隊奏樂，鳴炮十響以表歡迎
1942年8月先後到達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進駐印度蘭姆珈訓練基地，番號改為中國駐印軍，開始裝備美械和訓練。10月，中國駐印軍改編成新一軍，鄭洞國任軍長，下轄孫立人新三十八師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師。1943年10月，中國駐印軍開始向緬北反攻。

戰役發動後孫立人指揮新三十八師进攻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領新平洋，12月29日攻佔於邦，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與廖耀湘新二十二師兩路夾擊攻克孟關。3月9日，新三十八師113團與美軍麥瑞爾突擊隊聯手攻佔瓦魯班。日軍號稱“叢林作戰之王”的第18師團死傷過半，狼狽逃出胡康河谷。據日軍戰史記載：“師團長接到兩軍交鋒報告後，判斷這支敵軍只是為了掩護中美軍主力越境派出来的一支先遣部隊，首先命令富昆南部地区的第56聯隊急速前進，企圖將其各個擊破。及至該聯隊到達戰場交戰後才搞清楚，敵軍原来是中國軍第38師（孫立人师）一支勁旅，和第18师团过去在中國大陸上接觸過的中國軍隊，在質素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驚。過去，日軍以優異的單兵作戰能力及較先進的裝備，在面對中國軍隊時都有壓倒性的攻勢。尤其是這個由九州編成，素有把握的第18師團轉戰中國，同中國交戰最有自信，豈料胡康河谷富昆的中國駐印軍，無論是編制、裝備，還是戰術、技術，都完全改變了面貌，儘管第56聯隊奮勇猛攻，敵軍圓形陣地在緻密的火力攻擊網和空軍的支援下不僅毫不動搖，而日軍的損失卻不斷增加。中國軍雖已遭到了將近九百名的損失，卻依舊頑強抵抗，堅守密林陣地，毫不退讓。於是立即向上级報告了這個情况，使全軍不禁大為愕然。”[2]。

駐印軍攻占胡康河谷後，3月14日乘勝向孟拱河谷進攻。新三十八師113團從左翼翻山越嶺迂回到堅布山後方，和新二十二師兩面夾擊，29日攻佔堅布山天險，叩開了孟拱河谷的大門。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計劃，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分別向孟拱和加邁攻擊前進。5月下旬，孫立人將軍從繳獲的日軍信件中獲知：由於日軍第18師團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師包圍，加邁城內兵力極為空虛，師團長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孫立人見機而行，不拘泥於原定計劃，以112團祕密渡過南高江，向加邁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斷加邁日軍的後路；以113團向西進取加邁；以114團向南對孟拱實施大縱深穿插。6月16日，113團與新二十二師會師加邁，日第18師團團長田中新一率1,500餘殘兵倉皇南逃。6月25日，孫師114團攻克孟拱。

8月3日，中美聯軍克復密支那。至此，反攻緬北的第一期戰鬥結束。中國駐印軍給日軍王牌第18師團等部予毀滅性打擊，殲滅日軍2萬多人，一雪兩年前退兵緬甸的恥辱。史迪威稱此戰為“中國歷史上對第一流敵人的第一次持久進攻戰”。中國駐印軍攻克密支那後，部隊進行休整擴編，由新一軍擴編成兩個軍，即新一軍和新六軍。孫立人任新一軍中將軍長，下轄新三十八師和新三十師（後廖耀湘新六軍回國增援國內抗戰，其五十師編入新一軍）。

1944年10月反攻緬北的第二期戰鬥開始。中國駐印軍由密支那、孟拱分兩路繼續向南進攻。孫立人率新一軍為東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進攻，連續攻取緬甸八莫、中國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一軍與滇西中國遠征軍聯合攻克中國境內的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次日兩軍於芒友舉行會師，作為在越南河內（時稱東京）會師的前哨。隨後，孫立人指揮新一軍各師團繼續猛進，3月8日攻佔臘戌，3月23日占領南圖，24日占領西保，27日攻克猛岩，消滅中緬印邊界所有的日軍部隊，第二次中緬印戰役以勝利告終。孫立人因戰功獲頒青天白日勳章。

網上有人杜撰孫立人曾下令將1200名日軍俘虜中所有到過中國的都活埋，僅一名台灣新兵未到過中國而倖免於難。此乃無稽之談。[3][4]

一些當年隨孫立人遠征的38師老兵也明確否認孫下令殺過戰俘。比如葉兆言曾寫文章記載一位抗戰老兵的說法： "廣州一位三十八師老兵託人打電話給我……這位老者是孫立人部下，當年在師部諜報隊服役，是活著的見證人。出於對老長官的熱愛，他強調了以下幾點：第一，日本人非常頑強，生俘的很少，所謂活埋是胡說八道。第二，活捉俘虜可以獎勵，為了邀功，也不會這麼做。第三，為獲得情報，任何一名被俘的日本士兵都有價值，為防止他們自殺，常捆綁在門板上，戰俘待遇很高，有時甚至用飛機押送，如果要殺，根本沒必要浪費時間。這位叫梁振奮的老兵特別提到了孫立人的留美經歷，說孫將軍在美國學習軍事，他接受的教育，不可能做出虐殺戰俘的不人道行為。"

john

2015-4-27 14:01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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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孙立人》一文是近年报刊概略介绍孙立人身世、评价其抗日业绩的文章中，最切实公允的、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但其中有数处与当年史实略有出入，谨提出几点供参考：

　　1.孙立人泸战伤愈后“立即返回武汉，加入财政部重组之缉私总队，担任少将总团长”，实际是孙回武汉后得知泸战后税警总团已撤销，改编为44师，驻守河南归德，日军进犯时师长竟不战而溃逃，孙十分痛心，辗转找到宋子文和孔祥熙，经孔批准在长沙收容原税警总团在医院伤愈出院伤病员和各地流散旧部2000人，重新组建财政部缉私总队，并去云南招纳一批新兵，先后又组成6个团，驻贵州都匀练兵，孙被任命为中将总队长。
2.英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孙立人将军奉罗卓英之命亲率113团星夜驰援”，实际是：罗卓英命副师长齐学启率113团往援，孙以此役关系重大，以我军一个团1000人的兵力去抗击日军两个联队约7000人的固守，弄不好自己会被全歼，因此除遵命出兵外随即星夜赶到指挥部见罗卓英，要求亲去指挥。到时已夜9时，罗已入睡，参谋长杨孔业接见，谈到午夜两点，杨仍不同意，孙乃告杨：自己必须前去，至于责任问题，只有等任务完成之后再来承担。随即抗命驱车赶去正向仁安羌徒步疾进的113团。

　　3.“仁安羌战后英国方面决定弃守缅甸”。英国政府的政策一开始就是“弃缅保印”，不是仁安羌战役之后才决定的。

　　4.“恰巧，为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在当时医院疗伤”。在仁安羌被围的英缅军第一师师长是斯高特(Scott)，当时在英法尔养病的是其上级英军第一军团长史利姆(W·J·Slim)。
5.“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长以下3.3万余人，伤日军7.5万余人”。新一军缅甸战果有多少个版本，孙立人后来又受到两蒋的冤诬软禁，将孙的业绩肆意压缩。最可信者应是在新一军凯旋回国到广州受降后，在广州白云山麓修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时孙立人亲撰的“碑记”中所述：“二年以来……迭克重镇，归复土地六万平方公里，毙敌官兵七万四千人，伤者倍之，而我将士壮烈成仁者亦及万余”。

　　6.“1945年1月27日，新一军与滇西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次日两军于芒友举行会师，作为在越南河内(时称东京)会师的前奏”。按：芒友在中缅边界缅甸一侧，在中国侧为畹町、芒市。芒友会师大会上，滇西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在会上致辞说：“今天会师，是会师东京的先声，我们要打到东京去，在那里会师”

john

2015-4-27 14:03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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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兵进入月河街搜寻日军残余，台儿庄大战最惨烈的巷战就发生在这里

2015-4-27 14:05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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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7日，重建后的月河街，尽可能保留了战前的样子。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老兵王清松再次“被发现”，是在两年前。

2013年，为了寻找在台儿庄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抗战老兵，祭奠大战烈士，台儿庄开展“寻找大战英烈”的活动，王清松的抗战事迹才被知晓。

几年前他回忆往事，还可以瞪圆了眼睛，高高地抬起手臂。

现在，这位97岁的老人已经失语了。

但通过曾经的讲述，还能重现77年前他打出第一发子弹的情景。

迅速拉动枪栓、推弹入膛、瞄准、射击。尽管只经历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但他手法娴熟。

这原本是一双握笔写字的手。1937年，河南新乡人王清松还是一名小学教员，教书识字。

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日军侵北平、占南京，18岁的王清松把手中的笔换成一杆中正式步枪。他告诉自己的团长，誓死要把鬼子赶走，让孩子好好念书。

几天前，王清松驻守河南孟津，负责黄河防务，3月上旬晚上九点多，部队接到命令，拔营开往徐州。

在王清松的记忆中，到达徐州后，他们立即徒步急行北上，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他们昼伏夜行。

目标：台儿庄。

尸山血海，力战而死

台儿庄，濒临京杭大运河、有着上千年历史的鲁南小镇，方圆两平方公里，南北通衢，商铺千户，商船南来北往。

2015年4月8日，台儿庄古城西门，两岸的柳树新发，三五只游船在碧色的运河里穿梭。

但在77年前，这里是王清松与日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双方反复争夺运河。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7师79旅158团士兵王清松的任务是，和第30师的士兵在台儿庄城外侧翼阻击日军，协同城内驻军，守卫城池。

“这一仗子弹都打没了，在运河里和鬼子拼刺刀。死了很多人，运河里都是尸体。”王清松向人们回忆说。

鏖战中，一枚炮弹在他身旁炸响。他后来回忆，当时他的耳朵被震聋，轰鸣喧嚣的战场突然安静下来。

战死的士兵大多血肉模糊，只能靠衣服分辨哪个是鬼子，哪个是战友，“在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啥叫害怕。”

1938年3月30日夜，台儿庄只剩下西门还未失守。第30师176团3营营长忤德厚接到第31师师长池峰城命令，进城阻击敌人，“死守台儿庄。”

午夜进城的忤德厚看到，街道里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日军逐一蹲点把守。“我们只能推倒山墙前进，推不倒墙，就在墙上掏枪眼射击，对面的敌人也在掏，双方只有一墙之隔，互相夺枪。”忤德厚事后回忆说。

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3营士兵利用民房家具在街道构筑防御工事，反复争夺推进，但在日军步兵平射炮压制下，伤亡巨大。

王清松所在的158团伤亡殆尽，1000多人只剩下100多人。

4月2日，在台儿庄东城，王清松的一组战友与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激战，全部阵亡。

在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中记载，中国军第27师80旅的士兵，藏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决死勇战，全部守兵顽强抵抗直到最后。”

日军曾使翻译劝降这些士兵，但“应者绝无”，日军伤亡66人，250名国军士兵全部阵亡，“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尸山血海，非独日军所有。”

“有敢退过河者，杀无赦”

今年80岁的池惠华能从父亲的口中，感受到台儿庄战况之惨烈，情势之危急。

2015年4月21日，北京明光北里一处老楼里，池惠华能体会到父亲当年的良苦用心。

池惠华的父亲池峰城，是当年守城31师师长。台儿庄一战，他向指挥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请求，撤退到运河南岸，给部队“留点种儿”。

孙连仲那时也焦灼万分，此前，他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过电话。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孙连仲给他打电话，语气哀婉，“我们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能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这一请求遭到李宗仁的拒绝，“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指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回复，“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一份来自中国军队的战斗详报记录了4月3日的危急：中午，日军出动11架飞机对中国军队阵地狂轰滥炸。这一日，台儿庄已失守大半，守军退守南关一隅，生死存亡。

这一日，台儿庄进入生死攸关的时刻。

日本《朝日新闻》当日刊发报道称，“日军已经占领台儿庄的四分之三。”而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三个师伤亡达十分之七。

孙连仲下令，第31师守城将士与台儿庄阵地共存亡，“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

“为了方便指挥，池峰城的师指挥部距离战场就一两公里。”山东省社科院抗战史专家赵延庆说。

4月4日，日军电台宣布已完全占领台儿庄的这天，池峰城下令炸毁运河上的浮桥，“台儿庄就是31师的坟墓。”

孙连仲给李宗仁发电报，“官兵誓死与台儿庄共存亡，即一兵一卒亦必以最后之一滴血以换取最大之代价。”

敢死队

现在的台儿庄，饰品、饭店、酒吧等商铺鳞次栉比。

但有人没有忘记历史。

一家饰品商店的墙外，悬挂着一张2米高的黑白照片。照片中，一名敢死队员在一名老兵的帮助下，把手榴弹绑在身上。游客们驻足观望，合影留念。

这是美国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当年拍下的照片。

1938年4月3日夜，台儿庄岌岌可危。李宗仁下了一道命令，悬赏十万大洋，组织敢死队，夜袭敌军。

李宗仁命令，凡是可以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集合，组织敢死队。

第27师师长黄樵松，亲自组织了20名敢死队员。

王清松记得，出征前，师长黄樵松写下了一首《榴花》绝命诗：昨夜梦中炮声隆，朝来榴花满地红。英雄效命咫尺外，榴花原是血染成。

石榴树是山东一种常见树种，许多人家种植在庭院，每年五六月间繁花盛开，通红一片。这首绝命诗，在守军之间流传开来。

第30师176团3营营长忤德厚组织了40名敢死队员，成功夺取城西北角，只有两名队员返还。

在所有敢死队中，以31师91旅旅长王冠五的57人敢死队最为著名。57名敢死队员身绑手榴弹，手握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返回时仅剩13人。

“幸存的13名队员，其中1人返回途中自杀了，他觉得没完成任务。”赵延庆说。

期间，王冠五共组织了三次敢死队，人数多达329名。

李宗仁的侄子李伦介绍，尽管李宗仁开出了十万大洋的赏金，但敢死队员对银元并不热衷，“他们是为国效力。”

4月4日，中国军队这一天的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城内之敌，步炮协力自本日午前一时至午后五时连续向我猛攻四次，肉搏巷战达十余次，敌并用烧夷弹燃烧我占据之房屋，均经我第31师守城部队奋勇击退。

日军战报记录：当天战线仅推进约八十米。

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

如今，重建的台儿庄古城仍然能看见当年激战的痕迹。

曾作为31师186团指挥所的清真寺，一面外墙上每块砖上都有弹孔，最密集处0.5平方米弹孔达30多个；袁家后巷一面青砖墙上，斑驳的墙面布满上百个弹孔。

1938年4月6日晚，鏖战多日的王清松终于盼来了希望。

当天，李宗仁赶到台儿庄附近，亲自指挥部队进行全线反击，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为主组成的左翼兵团和以汤恩伯第20军团为主组成的右翼兵团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大举反攻。

池峰城下令士兵们出击，此时，他的31师8000余名士兵仅剩1400余名。

4月7日早晨6点，美国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还没睡醒的时候，一名中国士兵兴奋地告诉他，“我们把台儿庄打下来了。”卡帕赶到台儿庄，拍下了中国士兵把旗帜插在城头的照片。

日军一名参战士兵在日记里写道，“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谁知道竟至于这样困难！其惨状实为人间地狱。”

池峰城的儿子池惠华说，大战结束后，池峰城曾拿着雨布在地上捡碎尸体，捡胳膊捡腿，一边捡一边掉眼泪。

山东省社科院抗战史专家赵延庆说，台儿庄大战日军伤亡七千余人，国军伤亡达两万人，“这些遗骸大部分都是就地就近掩埋。”

抗战胜利后，厌倦内战的王清松丢下枪，回家务农。

今年97岁的王清松颐养天年，他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台儿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第二故乡。”

但大部分人没有这么幸运。

1938年3月，一名25岁和一名35岁左右的士兵，在战斗最激烈的西门阻击日军，生死未卜。

直到73年后的2011年9月，台儿庄古城西门重建时，人们挖掘出两具遗骸。遗骸头戴钢盔，一侧卧着汉阳造步枪，体内还有日军的步枪弹头。

这正是台儿庄大战中阵亡的两名中国士兵，也是唯一保存完整的烈士遗骸，无名无姓。

器与术

手榴弹大刀片巷战夜袭

进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属于日军第十师团的精锐部队，而第十师团是日本陆军甲种师团，装备精良，被称为日军现代化部队的样板。

面对这样的精锐部队，为避其锋芒，台儿庄中国守军利用手榴弹和大刀片，与其展开巷战和夜袭。

第二集团军属于西北军，人手一把大刀是他们的标志装备。31师185团士兵孙殿修记得，这些大刀有四五斤重，能一刀砍断碗口粗的树。如今，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还保存着当年守军使用的大刀。山东省社科院抗战史专家赵延庆说，无论巷战还是夜袭，手榴弹作用非凡，“因为缺少反坦克武器，日军坦克冲入台儿庄东北角时，70名国军士兵被碾压而死，最终是集束手榴弹炸毁了坦克。”

据统计，台儿庄大战过后，第31师使用了30万余枚手榴弹。时任峄县代理县长李同伟回忆，战后他返回台儿庄，看到地面上散落的手榴弹弹皮有10厘米厚，满地都是手榴弹木柄。

在生死攸关的4月3日和4日，数百名敢死队员身绑手榴弹，手握大刀，白天巷战，夜间偷袭，成功收复失地。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山东台儿庄报道

启示录

1938年，北平失守，天津失守，南京沦陷，太原沦陷，济南沦陷，中国的抗战也进入寒冬。

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日军以济南、南京为基地，沿津浦路南北合围徐州，试图打通津浦线，将华北华东连成一片。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决定在徐州东北60公里外的台儿庄阻击日军。

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督战。战前，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了不战自退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

从1938年3月23日，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日军一度控制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但是中国军队拼死不退。

到4月7日凌晨日军全面溃败退出台儿庄，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日军伤亡7000余人，而中国军队也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

台儿庄大战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在当时亡国论、妥协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打击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骄狂气焰，坚定了民众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台儿庄大战的胜利，迟滞了日军攻打武汉，为抗战力量内迁赢得了时间。

美国女作家芭芭拉·塔奇曼说，台儿庄大战是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现代化陆军以来，第一次从战场后退。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台儿庄捷报传出，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特约顾问：山东省社科院抗战史专家 赵延庆

台儿庄古城“寻访大战英烈”摄影师 高启民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提供资料

“我们家其实挺有意思，卢沟桥事变，是我外公打响第一枪，8年抗战胜利，我爷爷又在北京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礼。”4月24日，孙大强在自家的牛排馆里与记者聊起自己的爷爷和外公，一脸的自豪。

孙大强确实应该自豪，因为他的爷爷是血战台儿庄的抗日名将孙连仲，而他的外公，则是“七七事变”中的抗日名将宋哲元。孙、宋两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版的抗战史。

孙连仲来到台湾后，逐渐远离军界、政界，而他的儿孙们，也无一人从政从军，他们遵循先辈教导，“学一门技术，用实业报国”。

人物小传

孙大强（72岁） 抗日名将孙连仲长孙、抗日名将宋哲元外孙。他将美式快餐引入台湾，被称为台湾美式餐饮教父。

从不对家人提及台儿庄

从台儿庄大战中生还的人，很多提起那场血战就会哭。孙连仲，时任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守城。

孙大强说，在他记忆中，爷爷从未在家人面前提及他打仗的经历。等到成年后，他才从史料中获知祖父的战功。

在张洪涛的《国殇》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孙连仲的心境：台儿庄大战之后，他不愿再听到“台儿庄”三个字，更不愿人们把他与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台儿庄一仗后，他的心境就再没平静过。他的西北军旧部已所剩无几，就连身边的几个跟随他多年的参谋、副官，平日跟他随便得像家人一样的几个弟兄，也融入了台儿庄的焦土中。

据说孙连仲部2万余名将士，牺牲14000多人，歼敌万余。

孙鹏万，孙连仲的小儿子，亦是孙大强的小叔。他对记者讲述了如下一幕：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作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在故宫(微博)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礼。2万多民众欢呼雀跃。孙连仲当时想哭又不能哭，强忍着眼泪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脑子里全是抗战8年跟随他而牺牲的将士们。”

孙大强说，爷爷性格很单纯，不善于政治。

孙连仲带领的西北军被称为“杂牌军”，虽然战功赫赫，但不受蒋介石重用。入台后，他被委以虚职。1956年，孙连仲彻底退役。

此后，孙连仲将精力放在网球运动。

有一次，中日韩网球比赛在日本召开，作为台湾网球协会会长的孙连仲，带队参赛并获奖。

孙鹏万后来对媒体回忆，那场赛事日方很重视，日本天皇的皇子也到场观看。日方向孙连仲率领的台湾代表队颁奖时，孙连仲仰着头，拿起奖牌就走，并没有鞠躬致谢。

孙鹏万说，父亲对日本人充满恨意。

儿女多在孤儿院长大

在孙大强的记忆中，他只见过几次爷爷。

孙大强的父亲孙湘德，是孙连仲的长子，由第一位夫人苏氏所生。

抗战时期，孙湘德一直跟着母亲生活在天津英租界。他曾加入“抗日杀奸团”，并亲手暗杀汉奸。

尔后，孙湘德进入黄埔军校成为十七期学员，并参军担任校官。

“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中，还有孙湘德的青梅竹马，宋哲元将军的二女儿宋景宪，后来两人结为夫妻，相伴70多年。

孙连仲的第二位夫人名为罗毓凤，为清朝端王爱新觉罗载漪的孙女。在冯玉祥荐婚保媒下，两人成婚，育有三儿三女。

罗毓凤在抗战时期曾经担任伤病医院院长、主持河南流亡儿童教养院。经常一身戎装，与宋美龄一起出现在战壕中救治伤员。

孙鹏万则是罗毓凤所生的最小的儿子。

孙鹏万说，他幼年时跟着父亲到台湾，很受父亲宠爱。但哥哥姐姐们多数都是在抗战时长大。那时父亲常年在外带兵打仗，母亲也忙于救济孤儿，哥哥姐姐们也都跟着在孤儿院长大。

到了台湾后，孙连仲的子女们纷纷离开，移民到美国。

孙鹏万记得，少年时的他有一次抽烟，烟缸被父亲发现，父亲拿着烟缸从他眼前走过去倒掉，然后又放回原位，并留下一张字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005年，孙鹏万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前往台儿庄遗址参观，见到当年孙连仲指挥部借用民房的主人。

那位近80岁的老人抱着他痛哭，跟他说，“你父亲当年走的时候说要带我去当兵，这一晃都快70年过去了。”

拿什么护照也不能忘了根

孙大强的外祖父宋哲元，亦是抗日名将，曾有豪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宋哲元时任29军军长，率兵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

“母亲宋景宪时常与我们提及外祖父。在她眼中，宋哲元是一位深明大义，为国为民的民族英雄。”孙大强说，但直到1940年宋哲元在四川绵阳去世，国人对他还有些误解，认为他当年在北京与日本人曾私下联系。

为此，宋景宪一直有一桩心愿，要为宋哲元正名。她搜集了很多29军抗战的资料，还有宋哲元的遗迹，满满两大箱。后来宋景宪在美出版《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成为近代史珍贵史料。

在他们家中，母亲宋景宪比较严厉，也很有个性。因为母亲不喜蒋家政权，孙大强一家1949年赴台湾后，又马上转移到香港定居，父亲孙湘德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时事政治。上世纪60年代，一家六口也移民美国。

在孙大强的记忆当中，幼年到香港，整个过程都是颠沛流离，随后的日子更像是流放的感觉，没有根，也没有了故乡。

孙大强说，他在香港读小学和初中，接触的都是英式教育，但母亲宋景宪逼着他们念中文，读中国历史。

后来虽然移居美国，宋景宪还跟孙大强他们说，无论今后拿什么护照，那都是为了生活、工作方便，但你的民族永远跟着你。

儿孙都靠自己讨生活

孙大强说，无论是祖父孙连仲的儿女，还是外祖父宋哲元的后人，他们几乎已全部移居美国。

孙大强的舅舅，宋哲元的独子宋华玉娶了孙连仲的女儿孙幼如为妻。宋华玉在解放前即到美国，后来在美国外交部工作。

孙大强说，他们这些后人，基本都没有依靠父辈的荣耀和名声获得荫荣，因为无论是宋哲元还是孙连仲，在台湾都被正规军排斥，他们也都依靠自己的能力讨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台湾作为制造业基地，为美国各大品牌代工。当年孙大强所在的美国贸易公司将他派驻台湾，来往美国与台湾之间。他由此看到机会，开始代理生产美国史努比、迪士尼玩偶。

随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美国麦当劳生意火爆，他有了把麦当劳引入台湾的打算，于是他就与美方谈判，拿下麦当劳在中国的代理权，并在台湾开办麦当劳餐厅，并一举成功。

孙大强说，在台湾像他这么大年纪的人，很少有既通中国文化又通美国文化的人，因此美国人放心与他合作。

孙大强将自己抓住生意场上的机会，归结为自己将门之后的基因。他说自己的母亲做事雷厉风行，在他的个性当中和母亲有些相似，不怕失败，看准机会就不会瞻前顾后。

“我们家其实挺有意思，卢沟桥事变，是我外公打响第一枪，8年抗战胜利，我爷爷又在北京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礼。”孙大强说，孙宋两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版的抗战史。

如今，孙宋两家的后人们各自在美国打拼自己事业。他们当中没有人再从军从政，孙连仲的儿女当中，不是医生就是教授，他们受父辈教导，无论如何要学一门技能，用实业报国。如今第三代，开始踏入商界。

孙大强说，自己的母亲很崇拜外公，对外公感情很深。他打算将母亲的骨灰移到绵阳宋哲元上将墓地，让母亲落叶归根。



人物小传

程恒莲（98岁） 山东临沂西安乐村村民，亲眼目睹血战后的场面，并和乡邻亲手埋葬了486名抗战将士遗体。

1938年2月，日军板垣师团从青岛登陆，意图从临沂南下，与济南、南京出发的日军对徐州形成合围。为了给台儿庄守军布防赢取时间，中国军队在临沂阻击日军，打响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战。

是年2月24日，一支数百人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在葛沟镇西安乐村，与日军展开巷战，几乎全部战死。时年22岁的村民程恒莲亲眼目睹了海军陆战队与日军血战后的场面，并和乡邻一起埋葬了486名阵亡将士遗体。

【口述】

“不能让486具忠骨总躺水沟下”

挖坑埋了486名将士

1938年农历正月二十五，天很冷。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我22岁，刚嫁进西安乐村。

那天早上一听到枪声，我们就往外跑，在30多里地外的林子里躲了五六天，才试着回村看看。

我进村一看，脚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我的老天爷，到处都是死人，街上，院子里，屋子里，家家户户都有尸体，墙上都是血和刀砍的痕迹。有户村民的院子里，人叠人躺着30多具。

这些都是海军陆战队的遗体，他们很好认，因为他们的棉军装是蓝色的，不是一般的土黄色。鬼子死的也很多，

在俺家旁边的胡同里，还有一个士兵喘气，受了重伤。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长方脸，大高个，当时没有医院医生，我给他喂了水，想救他，但晚上他还是去世了。

我们合计，得给这些打鬼子的战士们收尸。当时村子没有合适的地方，村西南有块荒地叫棺地，以前村里死了小孩会埋在那儿。壮劳力们卸下门板，用门板把尸体抬到棺地的池塘里。

人摞人，一个池塘不够，又挖了一个，填满了还是装不下，又挖了一个大的，也填满了。填满的时候数了数，总共486人。

池塘填平后，遗体一腐烂，地就洼下去，遗骨又露出来。男劳力又找来秫秸，盖在遗体上，又填埋了一次。

解放后，填平的池塘成了一片林地，林间多出来一条水沟，小孩经常在里面玩儿，会踩到骨头。大人都不让小孩下水沟玩儿。

想给英雄们建陵立碑

1984年，俺村老支书刘敬礼在青州碰到个老头，老头问他是不是葛沟镇的，老支书说是葛沟西安乐村的，这个老头说，17岁那年他在西安乐村和鬼子打了一仗，死了太多人。

他问老支书建烈士陵园了没，老支书说没有，觉得挺遗憾的。

村里人都想给英雄们做点啥，又不知道咋办。唯一能给英雄们做的是，每年清明自发把小树林打扫干净，烧纸祭奠一下。

其实我们村也向上反映过，希望给将士们立个碑、建个陵园什么的，但都没什么下文。

不过这困扰村民几十年的事儿，在2012年开始有了转机。

那年有个叫常芳的作家写长篇小说《第五战区》，到我们村采风。老支书刘敬礼和村委合计，能不能给这些英雄立碑，立个“临沂阻击战无名烈士之墓”啥的，我们给作家打电话征求意见，作家非常支持。

碑有眉目身份仍是谜

在作家的帮助下，有媒体来村里采访，把当年的战斗和我们的心愿一并报道了出来，没想到引起了那么大关注。

好多人给村委会打电话，想要捐助立碑。还有一个女人专门从台湾来到俺们村，在小树林里烧纸祭奠。她说看了网上的报道非常感动。

前几天城乡规划勘察院的人来了，进行实地测量，做纪念碑的准备工作，需要486块花岗岩。每一块花岗岩代表一个英雄。

还有一个好消息。村主任说，今年临沂市民政部门已经将评烈士的材料上报，对村民的爱心全力支持。

不过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这些牺牲将士的身份仍然是个谜。村里和外界的好心人也准备和台湾抗战老兵联系，争取查到这些士兵的番号和身份。

在今年祭奠时，我觉得村支书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乡在哪里，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中国人。        .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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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30 22:23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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