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美国
魏特琳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塞科尔，1912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同年受美国基督会差会派遣到中国，担任安徽省庐州府（今合肥）基督会三育女中校长。1916年金陵女子大学在南京成立时，她担任教育系主任。1919年至1922年校长德本康夫人（Matilda Thurston）回美国募捐期间，她曾经担任代理校长。后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
1937年，日本军隊攻占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部分教职员先后撤往四川成都，借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继续开办，魏特琳则留在南京照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自愿与该学院教职员组成留守委员会，任代理院长。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积极营救中国难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她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在日本占领下南京的情形，并邮寄给該学院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日记的最后一页，即1940年4月14日（星期日），她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1]。两周后她精神失常，返回美国。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寓所打开厨房的煤气自杀。[2]
由于魏特琳在日军占领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和残害中国民众之时奋力保护中国民众，从而受到中国民众特别是南京人的广泛赞誉，魏特琳墓碑上刻有“金陵永生”的文字，南京市至今仍有其塑像。
记录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行的魏特琳日记和拉貝日記均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特别馆藏室。女作家张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期间，曾来该特别馆藏室查阅，张纯如也成为让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公诸于世的重要人物。[2]
无法救赎自己的天使 魏特琳
1886年，明妮·魏特琳( Minnie·V·autrin)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魏特琳很小就给铁匠父亲打下手。因为贫穷，12岁时，魏特琳被送到邻居家生活，冬天最冷的几个月都在放牛。为了挣学费，她的学生时代打过各种零工，最主要是上门推销百科全书。两年制的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魏特琳半工半读4年才顺利毕业。 1912年，毕业成绩优异的魏特琳加入了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被派往中国。她花了两年时间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并根据她的姓Vautrin的谐音给自己起名华群，很多中国人习惯称她为华小姐。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时很多中国女人都不识字，魏特琳对这些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她先是排除万难在合肥建立女校，又在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以后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增设教育行政管理课程，培养女中的教师和行政管理人才。她通过募捐在金大附近买地盖教室，专门招收附近的贫困孩子，鼓励金大的女学生担任教师，在中国首开学生教学实习制度。魏特琳认为，这些都是推广中国女子教育的基础。对这个陌生国度的女人们，魏特琳有一种天生的责任感。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弃中国” 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包抄，战争阴影瞬间即至。一些在南京的外国教授和杭立武商议，一旦日军攻入城池，他们计划仿效上海，在南京建立难民安全区。 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的魏特琳，主动提出了一个方案：将金陵女院作为难民安全中心。她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作为安全中心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这里被用作人道目的，那些出资捐助的教会组织也一定会很乐意，我们准备立即腾出楼下的房屋，准备好大房间，以备万一。魏特琳没有想到，她的这个建议在随后的日子里，会成为压在自己肩上难以想象的重负。 11月17日，宋美龄派人把自己的钢琴搬来赠送给金女院，因为这位领袖夫人很快也将离开南京，魏特琳劝说打算留在南京的吴贻芳校长赶紧撤离。12月1日，留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仅剩下魏特琳和十几名中国员工。当天晚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安全区正式成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名列其中。 也是在这一天，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的回答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并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请求。她甚至曾致函美国使馆，指出各国使馆这样撤出是很不明智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只是一些外国人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并不是现代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它对主权国家并不具约束力。魏特琳知道，作为中立国公民，她留在沦陷后的南京也并不是绝对安全。此前，南京已经遭遇了长达4个月的疯狂大轰炸，魏特琳曾在日记中描述被轰炸后的南京：尽管屋顶漆了一个很大的红十字标志，但仍有16枚炸弹被故意地投在中央医院和卫生署所在的院落里……网球场东面礼堂的西墙倒塌，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魏特琳写道：“我认为我不能离开……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撑起血海中的生命孤岛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几乎是同时，大屠杀开始，整个城市火光漫天。日军进城时，中国军队已经撤退，但日军还是展开所谓“大搜查”。许多日兵进入民宅搜查，见到女人或是就地强奸，或是拉回部队配给士兵轮奸。 任何一名日本兵都可以肆意强奸中国女性而不受到任何惩罚。上至七十多岁的老妪，下到十来岁的小女孩无一幸免，大多数被害女性都是完事后当场被杀死。就像魏特琳在日记中写的那样：“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南京沦陷后，有大批女难民涌入这里。“（12月17日）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这里也是日军发泄兽性的重要目标，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翻越围墙进校园，还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进来的，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个就对哪个强奸。 对于学院中树立的中立区标志，和日本大使馆官员写的不许日本兵进入的手令，日本兵根本不当回事，只有这位金发碧眼的女士出现并大声叱喝，他们才会收敛。大多数情况下，日本兵看到她出现，拔腿便跑，但有时也用武器威胁她，甚至动手打她。当时被魏特琳藏在这里的中国守军营长郭歧，在他的《陷都血泪录》中写道：“日本兽兵如果来了，要进去的话，她(魏特琳)即不顾一切地抵抗不准进去，说理不成，有时动武，同兽兵搏斗。听说一次被日本兽兵打了几个耳光，人人为她担心，然而她始终如一地奋斗到底。” 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每天晚上和衣而睡，随时应付突发情况。 对于暴行，魏特琳没有表现出一丝畏惧，但最让她心痛的，却是这些中国女人遭遇。“昨夜，有30个女孩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听说几十个女孩子从她们家中被抓走的惨事，其中一个只有12岁。”“今天晚上有辆卡车经过金陵女院，上面有8到10个女孩喊着‘救命’、‘救命’……”她事后在日记中记道，“假如日本妇女们知道她们的士兵——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所加诸中国人的野蛮和残酷，我不知道她们该作如何的想法。” 此前，魏特琳为建立国际安全区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她们估计将有2700多名难民到这里避难，但由于日军疯狂地强奸、屠杀，惊恐万分的女人和孩子们纷纷涌入，最多时超过1万人，她们大多一无所有，魏特琳要向这些难民提供吃住，还要承担大量的管理工作，压力顿时增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期，而最关键的是，她不知道这种压力还要持续多久。 “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在那些孤立无援、极度恐惧的中国人眼里，魏特琳就是希望的化身。魏特琳每天都看到大批的中国男人含泪把她们的妻子、女儿甚至母亲送入这里，自己站在门口久久不愿离开，那种看着亲人遭受暴行的钻心疼痛，谁都不愿经历，但此一别，也可能是永诀。 “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 1938年1月28日，日军宣布关闭所有的安全区，所有难民必须在2月4日前回到家里。很多女性回到家里又遭到强奸、抢劫，甚至被杀死。每天都有悲剧在上演。“今天又有这样的事发生，一个39岁的妇女被5个日本兵强奸，一个57岁的妇女被两个日本兵调戏。”女人们向魏特琳哭诉，却还保留着最后的一点尊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妇女们是不愿意轻易地告诉我这些事的，因为她们觉得这是最耻辱的事，怎能叫年轻的女孩回家。今天每逢我穿过校园，又有一群又一群的人聚在一块，求我设法让她们留下来，我的心真为她们痛苦。” 魏特琳决定不顾日军的命令，尽自己所能让她们留下，并收留属于别的难民营、回过家但无法待下去的女性。她用职业训练班的形式，变相收留难民，并为她们创造自谋生计的条件。直到1938年5月31日，最后的6个难民营关闭后，金女院仍收容着800多名妇女，她们不是无依无靠，就是家住在经常遭受日军骚扰的地方。 魏特琳不仅保护女性，还帮助她们寻找失踪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设法寻找。魏特琳一直想方设法改善难民的生存环境，她请来外国医生为难民看病、打预防针，为儿童弄来奶粉和鱼肝油，为女难民开办学校，补习文化知识……难民们叫她“活菩萨”、“观音菩萨”。 作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外国人，她对这个国家的感情甚至超过了某些中国人。她曾在日记中厌恶地写道：“可悲的是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去，在日本兵的枪或刺刀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将钱交出来。”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太阳旗的臂章来给姐姐送饭，便上前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你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时期，魏特琳写下的大量日记，不仅真实记述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和个人遭受的巨大情感创伤，更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珍贵史料。 1938 年7月30日，国民政府为了感谢她，秘密地授予她当时赠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采玉勋章”，通过特别途径把勋章送到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交魏特琳。 患了严重忧郁症，离开中国一年后自杀 南京大屠杀结束后，由于长期劳累和过度的精神压力，魏特琳患了严重的忧郁症。1940 年5月14日，在多方的劝说下，魏特琳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国治病。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魏特琳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她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还眼看着自己一步一步滑向悬崖边缘。“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 1941年5月14日是魏特琳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这位一向坚强倔强的女性却选择了打开厨房的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魏特琳死后，朋友们在她的枕边发现的唯一遗物，是一张沾满泪水的金女院避难孤儿的照片。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曾对友人说，假如她还能再生一次，她还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是她的“家”。 金陵女子大学一直是她生命的重要部分，魏特琳在这里付出的精力远大于对他的家庭和亲人。为了留在这里，她与已订婚的未婚夫分手，无法陪伴父亲身边，弟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于魏特琳住医院治疗期间需要家属签字时，弟弟也不闻不问。弟弟无法理解魏特琳为何把一生都献给一个如此遥远和陌生的国度。 魏特琳被安葬在密歇根州雪柏镇郊的公墓，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特意制作了一块4尺见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一幅象征金女院的中国古典式房屋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金陵永生”。遗憾的是，在那座小镇，包括魏特琳的亲人在内，一直无人理解这四个属于那个东方古国的文字。 离世的魏特琳也许不能接受，一年之后，她倾注了毕生心血的金陵女院被日本人占领破坏的事实：作为军营、马厩和指挥部使用，破坏非常严重。 就像那座对中国人来说含义深刻的墓碑，没有出现在南京一样，因为战乱和政权更替，魏特琳死后，她的所作所为也不为后世的中国人所知。直到那本厚厚的《魏特琳日记》被一个东方人发现…… 半个世纪后魏特琳“复活” 1995年的一天，一位美丽的东方女子坐在安静的耶鲁大学图书馆内，认真阅读着一本厚厚的档案材料，这是一部用打字机写的，装订得不太好的私人日记。她小心翼翼地翻阅，不时抽泣着，甚至大颗眼泪掉落。这位华裔姑娘叫张纯如，祖籍南京，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张铁军。1937年，就在大屠杀前一个月，祖父带着全家逃离南京。张纯如阅读的这本档案就是尘封五十多年的《魏特琳日记》。 张纯如出生在美国，巧的是她也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是魏特琳的校友。当时，她正在为她的新书《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收集历史资料，在执着到近乎偏执的搜索中，她发现了这本险些被世界遗忘的日记。 张纯如曾回忆自己第一次阅读魏特琳文献时的感受：“当我在耶鲁读完魏特琳日记和她的书信时……我既愤怒又很困惑。为什么这些记录没有被编辑成一部书出版？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魏特琳却被公众遗忘？为什么魏特琳的精神没有成为全世界所共有的遗产？”她开始把日记中的史料引用在自己的著作中。 2000年4月，历史学家胡华玲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明妮·魏特琳英文传记《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美国女神：明妮·魏特琳的勇气》，以魏特琳一生为内容的话剧也在芝加哥上演。10月《魏特琳日记》中文版付梓。张纯如这位致力于研究南京大屠杀、令无数资深历史学家自叹不如的女孩，让魏特琳在半个世纪后“复活”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张纯如与自己的偶像魏特琳一样，深受忧郁症困扰，2004年，她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只有36年的年轻生命。她的丈夫道格拉斯说：“是工作伤害了纯如。”张纯如撰写《南京暴行》时，接触的全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那些残忍故事让她陷入痛苦深渊，加上艰苦的采访和写作，最终导致她患上抑郁症，以致精神崩溃。《南京暴行》的写作过程中，她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有人说，对人类的绝望是张纯如自杀的主要原因。 《魏特琳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南京陷落后，日本人要求金陵女院必须交出100个女人，否则就要在学校驻军。当时有20多个妓女站出来，使女学生们逃脱了厄运……2005年，与张纯如有过几面之缘的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以此为灵感，写下了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2011年的冬天，导演张艺谋的同名电影上线。张纯如的父母说，女儿一直想拍一部世界级的日本侵华的电影，因为“对于美国的年轻人，电影的影响要比书籍大得多”。
| 
发表于 2015-3-11 2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