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转载)

嘉嘉

  
这时，许鹿希才回过神来。这么久了，一点音信都没有。许鹿希有些不自然地走近邓稼先，想接过他手里的提包。当她的手拉住提包的时候，邓稼先却把提包也抓得紧紧的。分别的时候他们是30多岁，10多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是生疏了，还是人到中年？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抓住一个提包，相对无言。好一会儿，许鹿希强忍着就要流出的眼泪问：“你回来啦？”邓稼先没有回答，只是松开提包去拉许鹿希的手。提包掉在了地上，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一刻，泪水在无声地流淌。

过了一会儿，邓稼先摇着许鹿希的手说：“给口水喝吧。”许鹿希说着转身去了厨房。邓稼先四周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一切都没变。端着水过来的许鹿希把水递到邓稼先的手上：“再不回来，都快不认识了。”邓稼先喝了一口水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事情慢慢再说，杨振宁这次回来，我们要准备一下。”

和杨振宁见了面以后，邓稼先又很快回到了基地。

　

邓稼先离家28年，28年间他们夫妻少有的几次见面也是来去匆匆。邓稼先的工作保密性质太强了，即使见面，工作情况也一点都不能聊，他们的规矩是片纸只字不能往家带，更不能带出去。至于邓稼先什么时候回来许鹿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一个电话，汽车就在楼下等，警卫员一上来马上就走了。此时许鹿希含着眼泪追出门，追到楼下，邓稼先停住脚步，用安慰的口气说：“你自己要多保重！”他强忍着酸楚，收回了儿女情长，很快回到了基地，回到了能让他潜心研究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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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邓稼先回了一趟家。那天，当邓稼先推开自己家房门站在许鹿希面前时，许鹿希不禁大吃一惊，她感觉自己的丈夫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从1958年到1971年，这是分别后的第一次重逢。邓稼先穿着旧灰制服和绿军便鞋，当年那么英俊高大的汉子，如今都有了白头发。

分别那么久，他们突然见面，彼此相望，谁都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还是邓稼先说话了：“家里都好吧？”

      “好好……”许鹿希连着说了几个“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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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她感觉到自己的牺牲，很值得，更加无怨无悔。接着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十多年后他们终于见面了。1971年夏天，邓稼先的老朋友、享誉世界的美籍华人杨振宁回到中国，开出的会见人名单中第一个要见的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立即将邓稼先召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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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从结婚那一天就彼此托付终身。婚后5年，他们生子，生活无比快乐。可是1958年8月盛夏的一天，随着邓稼先工作的突然转变，他们进入了寂寞人生。

那晚邓稼先睡在床上不断地翻身，许鹿希问：“你今天是怎么了？”丈夫坐了起来，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我要调动工作。”她忙问：“调哪？”他说：“这不能说。”她还想知道：“干啥？”他又说：“这也不能说。”她的心被刺痛了：“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仍然坚定地说：“这不行。”

这弄得她很难过，她那时30岁，孩子还小，她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眼泪顿时在眼眶里打转。可是邓稼先说他如果做好这件事，他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并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家里事情我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给你了。”

她了解他，他下了这样的决心，一定是不能改变的，他要去干的事情也一定是不简单的事情。于是她咬住嘴唇，点点头，说道：“我支持你！”就是为了这句话，许鹿希做出了一生的奉献。

此后，邓稼先便“人间蒸发”了，再也没有只言片语。之后不久的一天傍晚，许鹿希领着两个孩子出去散步。刚走出楼门，她就注意到，有几个原来经常打招呼的人，这时却在一边看着她们娘仨窃窃私语。之后，那些人问：“许老师，怎么孩子的爸爸好久没有看到了？”许鹿希对眼前的提问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回答：“出差了。”

“出差了？怎么会那么久啊，不会是……”

“不会是什么？”许鹿希笑着反问。

“没事的，没事的。”说着，问话人快速地走了。许鹿希看着问话人远去的背影，下意识地把两个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

这个时候，一直听话、从不打听邓稼先下落的两个孩子却摇晃着她的手问：“妈妈，我爸爸呢？”听着孩子的问话，许鹿希内心涌上一种难言的苦衷。不明真相的人还在猜忌他，以为要么是被打成了“反革命”，要么是抛下他们另寻新欢去了。遇到这样的事她心情很不好受。

除了旁人的不理解，甚至说三道四之外，他们自己也有心理和生理的需求。有的家属受不了长期的孤独与寂寞，跟别人好了，丈夫回来以后，家里也没人了，散了架子。

一年、两年，五年就这么挺过去了。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此时，她隐隐约约地有些知道丈夫是在做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