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白云机场的派性战斗

69届新生

2013-3-30 19:31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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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一景

荒唐岁月
　　□徐国基
　　“wen hua大革命”期间，中央军委、国务院决定全国民航各级机关实行军事管制，从上到下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民航要像部队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所以，全国民用航空的空中飞行、机场地面保障工作一切都正常运行，基本上没有受到地方派性的影响。
　　在广州市最初产生意见分歧的两派群众组织分别称为“红旗派”、“东风派”（当时简称为“旗派”和“总派”），双方从最初的贴大字报互相指责谩骂，到后来动用枪炮对打（那时称“武斗”），平时各自都占据自己单位的建筑物，由此而成为据点。
　　在当时地方铁路、公路、水运及车站、码头基本处于瘫痪的时候，广州白云机场的一切工作也照常运转。为防止广州市的群众组织强行冲击机场，民航广州管理局政治部保卫处在机场的南北门岗处各设置一个移动式的铁丝网架，驻机场的警卫连也增派了哨兵，加强警卫、保卫工作。
　　当时在原白云机场东北方向、白云山脚下的中南林学院（1964年初由华南农学院林学系、湖南林学院合并，1969年夏季改为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已更名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旗派”方的红卫兵组织几十人，被对方“总派”及附近农民群众组织围困在一栋教学楼里已有许多天了，面临缺水、断粮、停电、失去联系的局面。为了解救自己的“战友”，市内的一些大中学校、工厂中一些“旗派”方的群众组织决定前往武装救援。
　　由于市区通往中南林学院的广花公路、一条无名沙土路（分别是现在的三元里大道、白云大道）附近是当地农民组织的“根据地”，早已被“总派”方控制，而原白云机场的场内公路（民航内部称1号公路，现为机场路）处于两条道路之间。于是“旗派”方决定在某一天夜晚借道原白云机场的场内公路、候机楼停车场、停机坪、北滑行道，再经北盲降台小门出口、直至铁丝网外的田间小道，再直奔该学院解救“战友”。他们事先找到机场民航管理部门，声称只是在夜晚借道行驶，决不破坏机场任何设备。
　　1967年8月9日下午，天气极其炎热，“旗派”方几百人在越秀公园门口集结后，陆续乘坐十多辆大客车、货车、吉普车浩浩荡荡地驶往原白云机场。在这些自称为革命群众的“旗派”方的人中，既有机关干部，也有工厂里的工人，还有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更多的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年龄小的只有十五六岁。他们手持各种武器，既有从部队中抢夺来的长短枪、手榴弹，也有中国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的土枪、洋枪，还有自制的大刀、长矛和削尖的自来水管。人人头戴钢盔、柳藤帽或工程帽，脸上显示出即将获得胜利的笑容，仿佛已看到此战必胜的希望。
　　在原白云机场的南门门岗处，民航人员不敢得罪这些当时称为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门口摆放了茶水，拉开铁丝网架，为解救人员打开了解救的方便之门。一路上，“我们是mao主席的红卫兵”、“造反更觉主席亲”等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伴随着他们缓慢地行驶在机场的场内公路上，其间还不时传出“攻打中南林，解救我战友”等壮胆口号，黄昏时分他们已全部到达候机楼西侧狭小的停车场集结。由于当天有一班从海口飞回广州的班机因故延误，预计傍晚才能飞抵白云机场，民航管理部门要求“旗派”方等飞机降落后再行动，所以他们只能在停车场处等候。
　　当飞机降落时，天已全黑，之后“旗派”方的车队才在夜色下进入停机坪，按照计划顺着北滑行道由南向北驶去，欲从北盲降台边铁丝网已有的出口步行出去，再借着夜光沿田间小道直奔中南林学院。
　　也许是“旗派”方的行动早已被“总派”方觉察到，当车队在星光月夜中行进时，在机场滑行道西侧铁丝网外、长达300多米的水渠边，早已埋伏着“总派”方的几百人。尽管是在夜晚，“旗派”方的车队在空旷的滑行道上成一字队形向北行驶时，还是处于“明处”，完全暴露在“总派”方的目标之中。当车队全部行驶在宽阔的滑行道上时，对方见时机已到，所有轻重武器开火射击，顿时枪声大作，密集的枪声划破了机场宁静的夜空。黑暗中，“旗派”方在车上辨别不清对方实力、位置所在，只有盲目还击，最终不是对手，纷纷掉头或向东侧草地、联络道驶去。很快车队就乱作一团，也许是对“敌情”了解不清，或是对地形不熟、辨不清方向等因素，在慌乱仓促逃离时，有的车相撞，有的车胎中弹，无法开动，原本想解救“战友”，但却在中途就纷纷落荒而逃，付出意想不到、极为惨重的代价。
　　第二天，民航广州管理局出动人员帮忙“清理战场”，只见两辆货车、一辆吉普车轮胎全部中弹，车身弹痕累累，玻璃窗全部破碎，车上车下血迹斑斑，长矛、刀、枪、钢盔、藤帽、衣服、鞋子散布在车上及周围，车队所经过的滑行道两侧边线灯也基本上被撞坏。这场伏击战，“总派”方占尽了天时地利优势，大获全胜；而救援的“旗派”方则以失败而告终，死亡多人，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损失极为惨重。三辆损坏的车后来被送到机场车队修理组，民航部门免费为其修好并交还给“旗派”方。
　　据多年后了解，此次枪战“总派”方无一伤亡，成为当时的一个“经典战例”而广为传播，盛极一时。而“旗派”方则称“血染战旗旗更红”，誓要报这一箭之仇。果然，事隔十多天后，“旗派”方再次组织更多的人员，欲组成更加庞大的车队从市区经三元里大道北上进行另外一次报复行动时，又一次在“总派”方控制的“根据地”遭到伏击，同样又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群众为某些人的政治利益，分割成对立的两派，互相斗殴，互相残杀，不断高调喊革命口号，最后留下了斑斑血迹。这是“文革”给我们留下最大的教训。温总理前不久说，要警惕“文革”重新再卷土重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告诫。
徐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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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嘉

群众斗群众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