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赠恩来同志” 一份见证毛周关系的毛泽东珍贵手迹

62桃李

“书赠恩来同志”

一份见证毛周关系的毛泽东珍贵手迹

新华网  >  新华新闻 >  新华时政                        2010年11月03日

毛泽东与周恩来

      1995年的秋末冬初，笔者在周恩来生前卫士韩福裕老人引领下，从北京南长街进中南海来到毛泽东主席故居——丰泽园的菊香书屋瞻仰。在毛主席办公室西侧的玻璃柜内，笔者见到一份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词。这首词不仅有几个地方的内容和后来公开发表的不同，而且毛泽东在卷面上还留下了“书赠恩来同志”6个奔腾飞舞的大字，特别引人注目而又引人入胜。其卷面上署名“毛泽东”3个字更是排山倒海般一气呵成，令人赏心悦目。当时笔者任周恩来纪念馆的资料科长，便从自己的职业出发，请毛主席故居的同志帮忙复制一件。

　　毛主席故居的工作人员周福民告诉我，他们展出的这件是从中央档案馆复制来的。他说，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找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保管部资料处何德海处长，请他们帮助复制。几经周折，直到1999年我们才从中央档案馆复制到毛泽东主席的这份珍贵手迹：

　　书赠恩来同志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郭词见一月一日光明日报

　　满江红·和郭沫若　毛泽东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千万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据后来长期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工作的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对笔者介绍，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毛泽东心情比较舒畅。这年年底，他老人家来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住进了西子湖畔的汪庄宾馆。
　　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是年便血，经查为痔疮急性发作，急需要治疗。当时浙江医科大学著名的痔科专家陆琦大夫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对急性发作的内痔很有疗效。1963年元旦过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联袂来到杭州，住进苏堤附近的杭州饭店，接受陆琦大夫的治疗。
　　1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汪庄见到了陪同周恩来到杭州的国家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黄树则时，迫不及待地问：“恩来的痔疮治疗得怎么样啦？”黄树则回答说：“炎症得到了控制。”毛泽东一听，脸上露出了笑容。是夜9点多钟后，汪庄内一片寂静，毛泽东让周福明帮助他展纸，泼墨写下了他刚刚创作，当时还未公开发表的上边这首词。写好后，毛泽东未及过多欣赏，有的地方墨迹甚至还未全干，他老人家就急切地叫周福明送去杭州饭店。周福明临走时，毛泽东还找了一只大信封，在信封上写上：
　　送交周总理
　　毛亥时

　　周福明驱车到杭州饭店5楼周恩来的住处，将毛主席这份手书新词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这份珍贵手迹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凝视着这卷轻如寒烟、重可崩云的书法珍品，件件往事在心头浮起，令他回味无穷。但是周恩来一贯谦虚谨慎，对这么一件重要的毛泽东手笔，他生前却从未向任何人展示。直到1977年，中共中央向全社会征集毛泽东手迹，邓颖超才将它上交中央，收藏到北京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留下的手迹是比较多的，但他把一首还未定稿的词“书赠”给某个健在的人尚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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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毛泽东为啥要这么做呢?
　　1955年秋季以后，由于新中国取得了三年经济恢复的成功和抗美援朝等重大国际斗争的胜利，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便希望通过全党领导和动员全国人民尽快改变我们国家贫穷落后面貌，也就不由地产生了一些急于求成的想法，从而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高指标。这就使得当时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感到局势比较严峻。他们经过认真而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计算，认为这些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实在难以实现，而且按这样的高指标搞下去，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就将出现严重失调，给整个国家经济工作造成严重的危害。这样，一贯务实的周恩来在经济建设中就率先提出了既反保守、也反对盲目冒进的国民经济建设思路，并在这一思路下制定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从1956年4月10日到6月12日的两个月时间内，周恩来分别在国务院有关会议上讲“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反保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基本建设规模一定要适应客观经济条件”，“预算数字要建立在可行的基础上，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现在不是要预防冒进，而是需要反对了”。周恩来的这些严谨细致的经济建设主张与当时毛泽东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思路完全背离起来，以致一篇经周恩来审看过的、旨在反对冒进的《人民日报》社论在最后送请毛泽东审定时，他气愤地认为这是针对他的文章，批上“不看了”。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当他在莫斯科听到赫鲁晓夫说苏联将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时，他那要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的愿望也变得更加急切。一贯富有挑战性格的毛泽东当即按捺不住，向赫鲁晓夫表示，你苏联能在今后15年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那么我们中国也能在今后15年时间内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反冒进做法更为不满。1958年1月中旬，在广西南宁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共27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做法，并明确告知大家，他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在会上还手举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委党代会上作的《乘风破浪?摇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一说毛主席举着的是一张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这份报告内容十分迎合毛泽东“大跃进”的做法，其工农业生产指标都是根本完不成、做不到的天文数字)，当众责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诚恳地回答：“我写不出来。”
　　接着，毛泽东就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做法泄了中国人的气等等，连要撤换他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意图都暗示了出来，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重大问题上有着绝不妥协的性格，他只有默默地忍受着批评，并且一再违心而痛苦地作检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掌管了全国的经济工作。内心比较苦闷而又十分矛盾的周恩来则谨慎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那是1958年6月上旬的事。后来虽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认为目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取代周恩来的位置，但他也很难在那段时间内在国家经济建设上发挥他那比较务实、稳健的作用，国家经济在“大跃进”的思路下越走越远。
　　凡是经历过“大跃进”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充满一步登天的神奇幻想的时代，是个“共产主义近在眼前”的时代。为了达到全国钢产量翻番的年产1070万吨的高指标，农村竟砍光房前屋后和路边树木，还被迫放弃成熟的庄稼不收而上山伐木，并砸掉锅灶，以致连割草的镰刀都拿出来扔进土高炉炼钢；为了在亩产上“放卫星”，广西某地竟将6亩多地的成熟水稻移栽到一亩地上，过磅时又采用戏剧舞台上“跑龙套”的方法，周而复始，重复称重，以致创造出中稻亩产13万多斤的神话。
　　高指标满天飞，“卫星”到处放，浮夸风几乎刮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为了完成钢产翻番，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抡起铁榔头和工人们一起去打铁。他们既是体验生活，也是想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基层情况。可是头脑冷静的周恩来见到河南新乡县一个月炼出102万吨生铁的简报后，心里仍旧充满怀疑，悄悄派从鞍山钢铁厂调到他身边当工业秘书的顾明前去调查了解。顾明熟悉冶炼专业，经过他实地考察后，回来向周恩来汇报说，如果他们县能炼出这么多生铁，就必须要用1000多万吨焦炭、石灰石和铁矿石，按这个县目前的交通状况，在一个月时间内，根本运不进这么多原材料，更不用说他们炼铁的设备和技术了。而且，他在新乡见到炼出来的那一点生铁也都是一些质量低劣的蜂窝铁。这些铁的事实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数字完全是假大空的。
　　对于“大跃进”的问题，周恩来认识到了，那么毛泽东是否还不知道呢?也未见得。早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已认识到原来制定的赶英超美的一系列经济高指标，在实际生产的运作中是根本完不成的。他已明确提出在党内认真读书和搞好调查研究的建议。因为毛泽东毕竟是经过我国长期革命斗争选择出来的伟大领袖，是一位有胆有识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上犯了错误，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一旦发现错了，就勇敢地承担错误的责任，并努力去纠正错误。所以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前期，当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时的失误时，就说过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国乱思良将，家贫识贤妻。”并一再提议仍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即毛泽东在认识到“大跃进”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后又主动向周恩来交还了主持国家经济建设的大权。
　　当时，人们均以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或许会就此走上健康、正常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原本意在纠“左”的庐山会议后期反而变成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再度被人为地扭向“左”转，继续刮起新一轮的“跃进”风潮。
　　历史是无情的!新一轮的“大跃进”导致了全国农业的全面滑坡，人民的吃穿用更加紧张起来。在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已经到了国家非改变经济政策不可的时候。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终于有所悔悟地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更为明确地对曾经因反冒进受到他严厉批评的周恩来说：“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这不仅看出了毛泽东的坦荡胸怀，也是他为周恩来的反冒进“错误”公开平反。这使一大批到会人士的心情很舒畅。
　　打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按周恩来、李富春所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八字方针运营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渐渐走上正轨并恢复元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国经济形势已基本摆脱了因“大跃进”而投下的阴影，也就是说“走出困境”了。是年底，毛泽东到了杭州。他一住进汪庄宾馆就让人催周恩来也到杭州疗养一段时间。当得悉周恩来到了杭州后，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将他一篇尚未改定的得意新作《满江红·和郭沫若》的词“书赠恩来同志”。他老人家向周恩来所表达的歉意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因此，毛泽东的这份“书赠恩来同志”的手迹也成了两位开国领袖的那段历史上相互关系的重要见证。

　　注：毛泽东的这首词公开发表时是：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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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周恩来和陈云:

离右派“50米远”

出处：西陆尖锐前线

　　陈云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
　　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
　　社论又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还指出，在反对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1958年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

　　“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
　　“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来历……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195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
　　“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1956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初，在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下，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57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
　　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
　　在南宁，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此后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社论指出：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
　　“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进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成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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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1958年4月15日，写下这么一段话：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以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的钢的年产量为2200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1962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1500万吨。后来，“解放”了思想，提出在1962年可以“争取钢的年产量为两千万吨”。
　　毛泽东见到报告，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
　　不过，毛泽东仍对这首“抒情诗”不满足。他给钢铁计划“加码”：到1962年，钢的年产量的“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而“第二方案”则为3000万吨！
　　既然定下了1962年的中国钢产量为3000万吨，那么1958年的钢产量应该是多少呢？
　　1958年8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是这样说的：
　　“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引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也无奈，冶金工业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不过，由于1957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535万吨，“翻一番”，也就成了1070万吨。
　　那“1070”高指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布这一决议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前8个月，累计只生产了380万吨钢，这样，在剩下的4个月中，必须完成700多万吨钢！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连毛泽东自己都笑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于是，中国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炼钢铁！
     薄一波说：“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就这样，不顾那些土炉子炼出来的生铁尽是废铁，那些炼出来的钢尽是废钢，到了1958年年底，《人民日报》居然套红发表报道，声称完成“1070”！
　　其实，后来的调查表明，实际上1958年只生产了800万吨钢，其余的是不能用的废钢。
　　陈云在这“大跃进”年月，虽说他本来就反冒进，但是此时他又必须服从毛泽东的“大跃进”，只得去完成那些“跃进”指标……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1959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两番”，即达到3000万吨！
　　毛泽东在武昌找人了解对于1959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退了一步，说：
　　“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翻两番，压缩为翻一番。
　　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吨至1250万吨。这些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毛泽东只得把1959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
　　“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毛泽东又说：
　　“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不过，即便如此，在陈云看来，那年产1800万吨钢的指标也是难以完成的。同样，会议决定的1959年的其他国民经济指标，也太高，难以完成。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10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6700万担左右，增加到1亿担左右。
　　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在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委托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经过他的仔细调查，“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仔仔细细算了这么几笔账，算得人们心服口服：
　　要生产九百万吨钢材，就要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二千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一千三百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五百五十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一百五十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陈云在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算了一笔笔细账之后，这才得出结论：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九百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以上的算细账、定指标的做法，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但是仍有人对陈云的报告提出意见，以为这指标太低，会泄气。
　　陈云又于1959年5月15日致函毛泽东：
　　“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这样，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
　　“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况且这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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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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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辞职风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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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如何首次承认“大跃进”错误

2010年11月04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节选自《红墙知情录（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尹家民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狂热”之后，共和国面临空前饥饿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像，在40年前，1959年春，在中南海领袖们的家中，曾有过这样一幕：秘书将自定口粮标准的通知，发到各个领导人的手里，请他们按照自己的饭量定一下供粮标准。当时，国家将每个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要求粮食定量低标准，并以瓜菜代替粮食。据当时中南海工作人员回忆：身高体阔的毛泽东主席，自报的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委员长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朱德副主席和毛泽东主席一样，也是26斤。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一样，定在28斤。但是，中央最高领导人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于是，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1961年年底，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广州温泉山附近的树林里捡毛栗子、橡子和苦橘子，寻求解决大饥荒时期的代食品问题。此事对共和国领袖个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再说国家再困难也不会让领袖们饿肚子；但领袖们提笔的手却十分沉重，他们比谁都清楚：百姓们的口粮紧张到什么程度！在此之前，他们曾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而他们自己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和群众共渡难关。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饿严酷的现实，最难过的是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主席本人了。他当时对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
　　这种局面不是一天造成的。早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那场“反右倾”运动，导致极左思潮有增无减，在短短两三年内，国民经济严重不平衡，全国粮食大幅度下降，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农民饥饿，疾病接连爆发，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毛泽东听到农村出现饥荒和饿死人的消息，忧心如焚，坐立不安。在北京，他几个月不吃肉，吃饭时指着盘子里的菜对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很好，可你们不要光从生活上关心我，而要注意节约。比如这青菜，你们都把叶子去掉，光叫我吃嫩的，那菜叶子不是浪费了吗？”一次毛泽东办公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叫工作人员去弄几个芋头煨熟送来。毛泽东吃了两个，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的呼吸不正常，一看是嘴里还含着一个芋头，急忙从他嘴里往外抠……其实，不论说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或者说在当时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把困难往“人祸”上联系时，中央领导们已经感到了农村形势扑面而来的严峻。

　　1960年10月21日，连主管外交的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紧皱眉头，忍不住大声疾呼：“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58年、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都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个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地疲劳了，相当地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陈毅的话反映出领导人普遍的焦虑心情。

　　“大跃进”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农村大大增加粮食征购，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6月6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说：“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农村的形势更令人焦虑不安。在继续“大跃进”和准备条件过渡的双重压力下，基层干部花样翻新，演绎出许多违法乱纪的悲剧来。庐山会议前一度有所收敛的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再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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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首次承认“大跃进”错误，中央决心“转入主动”
　　到1960年夏，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图为天津东郊区新立人民公社用所谓“移秧并用”的方法，虚报亩产，并说稻子上可坐人，供人参观。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说是“十年”，其实主要是三年“大跃进”的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

　　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1959年11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1960年1月上海会议，3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为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

　　《十年总结》是毛泽东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回顾和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文字，也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有错误。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

   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请周恩来谈谈农业情况。

　　周恩来出访回国还不到半个月，但他对农业形势已经心中有数。他明确提出，这些年来高指标、高估产带来了严重后果。他说：“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1962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可能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

　　周恩来又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赞同：“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他提醒大家：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三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

　　毛泽东问：“那么究竟怎么来转这个弯子呢？”

　　周恩来说：既然不能完成，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使今年年底的实际数字到明年公布时能够得出为什么减产的结论来。他还说：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就要把它降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大家都赞成毛泽东的总结和周恩来的意见。

　　刘少奇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毛主席这个总结很重要，已有的经验就需要学习。农业指标我们三年被动，能够在这一次转入主动就好了。”

　　邓小平也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他还强调：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十分重要，“是提到认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思想方法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接着说：“真正决定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

　　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统一了思想，就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初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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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突然撤走专家，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上海会议结束不久，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传来消息，中苏两党发生正面交锋，国际斗争更加复杂化。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6月28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6月29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7月2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5日开始，8月10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做出答复。7月18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2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2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28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1300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7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发言的人，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明年还清这个账！”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1958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毛泽东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显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沉默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象，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他在6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少看文件。”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从6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进入10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7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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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提出“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调整初露成效
　　1960年的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来京开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等各省负责人同他坐在一桌，以便直接听听他们对眼下经济工作的意见。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由李富春汇报这项计划。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插话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关于1961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2150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2000万吨。

　　毛泽东有些疑虑：“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

　　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1950万吨，第二方案1900万吨。”

　　毛泽东仍然紧锁眉头：“看来1900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1980万吨。”

　　中南局书记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1800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

　　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1870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1959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1350万吨一下子提到1870万吨。”

　　刘少奇直言：“看来，去年由1840万吨后来又增加到2040万吨，是犯了错误的。”

　　邓小平补充道：“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

　　李富春说道：“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会议成了漫议，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发了言。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也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又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1870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现在回头看，虽然领袖们对钢产指标有着种种怀疑，但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道：“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

　　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

　　实际上，“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有个完善的过程。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讨论运输问题时，李富春曾根据前段时间的生产情况，提出应该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但是，这个想法提出后，计委内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1960年8月30日，李富春等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并将报告中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9月5日，他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使它的含义更加明确。9月30日，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次正式并且完整地表述了这八字方针。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

　　邓小平回答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也有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

　　毛泽东作了结论：“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
　　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1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历时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着重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李富春提出，国民经济经过了三年大跃进，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和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

　　全会通过了这个《意见》，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大力恢复农业；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稳定、调剂市场供应。如在农业方面，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于1961年3月和5月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在全国农村试行。《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的基本精神是，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同时，要求坚决实行退赔政策；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规定适当的购销政策，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在最近二三年内应更多地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于中央和中央局，反对1958年以来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同时减少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要求1961年分别完成960万和1000万两项指标。并实行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在稳定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以及增加流通渠道等措施。上述调整措施的出台，对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具有积极作用。加上自然灾害的减轻，农业生产微露转机，1961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6％，基本保证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扭转，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特别是在调整农、工、城市人口指标的同时，党还调整了与知识分子和各种政治派别的关系。尽管这种努力在当时“左”倾思想为指导的情况下不可能全面彻底地解决问题，但都毕竟是一个共和国领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不屈不挠，同时也卓有成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