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费的【起源与兴盛】

归宿

1966年“取消稿费”
最近，作家、音乐家作品的网络版权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未经作者同意，不得随意使用、传播有知识版权的作品，这本是天经地义。但亦有人提出，“知识不就应该被共享吗？”——


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1959年，毛泽东就发问——“究竟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 并且还采取了实际行动。从50年代末开始，创作者们的权益一减再减，由多到少，由少到无。也由此产生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


教训是惨痛的，尤其当我们回望100年前便有的《大清著作权律》，以及鲁迅拿着上海滩最高稿酬写出激荡民族灵魂的作品的时候，更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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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在上海拿顶级稿酬
	<SPAN class="[td]稿费与晚清民国创作的兴盛——以鲁迅为例
	作家写作，出版作品，获得一定的报酬，自古有之。在古代中国，“润笔”、“作文受谢”的历史可追溯至汉晋时期，而作为印刷术的起源国，出版作品获得版权保护亦至少在南宋即出现了雏形。明清之际，伴随民间商业繁荣和小说的兴盛，开始有文人愿意专门为卖书进行创作，也出现了专门经营刻书买卖的出版商，文人为出版商写书，获得报酬。到晚清时期，上海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稿酬契约，“版税制度”(作者按书籍价格一定比例每册收取的版权使用费)亦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可以说，出版业是中国“现代化”较早的一个行业。

1910年，由著名学者严复倡议设立，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起草的《大清著作条例》颁布。在清王朝垂死的前一年，这部看起来超前得不可思议的法律，反映出时代出版业的兴盛，亦反映出保护著作人的版权，已成为社会共同意识。民国时期，出版业继续兴盛，虽然著作权的法律因时局原因难以执行，但行业、市场的充分发展已经让稿费、 版税制度完全建立起来。晚清民国出版业的发达，不仅催生出“鸳鸯蝴蝶派”等市民通俗文学，更重要的是，还催生了以国家、民族、阶级、人生或者纯文艺为精神旨归的精英文学、评论，涵养了一大批经济独立、人格自由、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近现代文人。而其中，鲁迅可谓一个突出代表。 来上海之前，鲁迅最重要的收入是任各种教职的薪资，稿酬仅是他收入的一小部分。而来到上海之后，发达的出版业，较高的稿酬、版税回报，让鲁迅成为一个全职作家。鲁迅并不讳言为稿酬而写作，“以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鲁迅还为维护自己的著作经济权与出版商打起了官司，也曾为增加自己作品的销量而登过广告。而鲁迅获得的收益也是巨大的，据统计，鲁迅在上海十年期间，版税、稿费等方面的收入合计近6万圆(相当于如今人民币200万元以上)，不仅远超当时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准，在行业里也属于顶尖。 无疑，为稿酬而写作并未影响鲁迅作品的战斗性，反而是巨额稿酬让鲁迅有了充裕的写作时间和空间，从而诞生了那些伟大的作品。同样的，茅盾、 郁达夫、 郭沫若、张恨水，张爱玲，一大批杰出的作者和作品，正是在这个出版业环境下诞生出来。

如梦令

知识产权应当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