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著名爱国人士莫应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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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著名爱国人士莫应溎

莫应溎(1901_1997)

适逢粤港爱国工商业者、知名社会活动家、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莫应溎诞辰110周年，我们特借校友会论坛的一角，向尊敬的莫应溎先世伯表达我们深切的怀念！！！

他出身于香港著名的买办世家，一生爱国爱民，支持正义，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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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应溎出生于1901年8月，广东省珠海市会同村人。

莫氏家族三代近百年一直在太古洋行任职，其祖父莫仕扬、父亲莫藻泉、兄长莫干生等，皆为英商太古洋行买办。

幼年就读于岭南学堂（即美国教会创办的岭南大学的前身）、香港皇仁书院。1920年留学英国，先后在剑桥大学经济系和伦敦法学院学习，取得经济学学士文凭和大律师资格。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香港，从事律师职业。他热心社会活动，兼任香港华人体育协会主席，曾多次率领香港足球队赴印尼、马来亚、日本等国比赛，结识了不少华侨。

莫应溎1928年被聘任为太古洋行的帮买办（副买办）。他经历了社会风云变幻，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也是一名“香港通”和“广州通”。历史上，他曾为国家和民族出过力。1924年，叶剑英率领的革命部队乘船从大陆去港，被扣于香港长洲。莫应溎受地下党员之托，向香港警务处长京士交涉，终于使叶部官兵脱险（1950年初，莫应溎以“港澳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副团长身份回到广州，受到叶剑英的接见）。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莫应溎义愤填膺，曾组织一支由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捐献了一部救护车，携备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他还设法募捐了几万港元转送19路军上海办事处，支援残疾军人教养院。“七七”事变发生后，莫应溎又组织了“中华救护会”，训练了数百名爱国侨胞回内地服务，以广州一德路南益市场一座楼房作为总部开展工作。尔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莫应溎亲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为取得合法募捐地位，在新加坡向七洲府华民政务司备案，得到许可，在英国各属地募捐了数十万元巨款。同时组织侨胞救护队回国服务（解放后，宋庆龄、蔡廷锴对莫应溎谈及此举时也曾予以嘉勉）。

主题分类 民众救亡-救护 人物主题 关队长(香港救护队);莫应溎(主干人) 时间主题 1932 事件主题 一·二八

1950年9月30日身为香港华商总会董事的莫应溎，力主在华商总会升五星红旗，全体董事争论了三个多小时。会上，莫应溎以大律师的法律观点，又以大陆所见的事实侃侃而谈，消除反对者怕得罪港英当局的顾虑，赢得了多数。在10月1日上午8时，五星红旗终于在华商总会冉冉升起。接着莫应溎又与各知名人士一起筹备香港华人革新会活动。那时香港发生了广东救济会慰问团被袭击的流血事件，港英当局宣布莫应溎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48小时内离境，莫应溎于1952年9月23日离开香港回到广州。

莫应溎返穗不久，即被聘为广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即广州国际投资公司）常务董事。上任后他提出：国家尚在困难时期，应吸收港澳和华侨资金为祖国服务。于是，他联络港商、侨胞推动广州市工商联的工作，还发动何贤、何添、马万祺、黄宽城、汤秉达等人集资，所筹集资金达当时公司的1/3。他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广州市经济文化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发挥出很好的效益。

莫应溎在广州先后担任过广东省及广州市救济会委员、广州市华侨房屋建设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委员及执委、广州市工商业联合常委、广州市海外联谊会第一及第二届理事会顾问、第五届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及第六届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他有四、五个子女先后入读市一中，与我们母校有很深的渊源。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翌年，莫应溎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9月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鲁平率领访问团赴香港，莫应溎是该访问团团员之一。莫应溎离开香港34年，如今重返故地，感慨万分。在香港，他与兄弟莫应基（原任香港证券交易所主席）重聚，亲戚们都来庆贺。莫应溎十分兴奋地说:“我离港已三十多年，这次赴港考察后，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我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做出贡献。”

   
1987年8月，莫应溎86岁寿辰，海外部分亲属回穗为其祝寿，他非常高兴。当时，西江、两广地区正患水灾，他当即把亲属为他祝寿的礼金捐献出来，用以购买2吨大米赈济水灾地区的群众，以表达他的一片心意。

1997年11月20日17时20分，莫应溎在广州病逝，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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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追忆往事几则

莫应溎

我大半生都生活在香港，自从1952年9月23日被香港港英当局递解出境回到内地以来，转眼已有二十八个年头了。在这举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的今天，我以垂暮之年的八十老人，追忆一下往事，把值得记忆的经历记录下来，是很有意义的，也可以供治史者一点参考。

一、1925年与叶剑英同志的见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20年我从香港前往英国留学，1924年在剑桥大学毕业，又在伦敦法学院取得大律师的资格，即在伦敦执业，1925年春回香港，当香港大律师。当时香港有一间叫《新闻报》的报社，出版一份报纸，是国民党左派廖仲凯等人所主办的，我由一个姓王的老同学介绍，当了该报社的法律顾问。从此，我就与新闻报的主事人陈秋霖，总编辑杨大悟过从甚密，并与廖仲凯有所来往。其时，我的社交频繁，也结识不少爱国志士，就在此时，1925年五六月间的一天，一个姓郑的朋友来找我，托我办一件事说：中国有一船官兵从潮汕那边来，被香港水师扣留在长洲海，准备将之解返广州。并说，那船官兵是革命派叶剑英所带领的一部分。当时，广州正被杨希闵，刘振寰军阀盘据，他们是反对革命的，诚恐香港英当局把那船官兵解返广州，就有危险，故请我设法营救。当时我对叶剑英是全无认识的，只是出于正义感，认为港英当局不应将一方解往敌对的一方去送死。便毅然接受朋友之托，当即前往港英当局警务处找处长京士（译音）交涉。我指出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按英国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中立的，对中国的内部军事割据不应有所偏帮，否则牵入中国的政治旋涡中就不好了。同时指出，应以1924年英国支持陈廉伯搞商团反孙中山为例，结果对中英关系搞得不好，请他勿蹈前辙。经过再三交涉，陈以利害，结果京士勉强同意在罗湖与深圳之间的桥边将该船人员释放遣散了事。

　　该船官兵遣散数日后，朋友老郑又来说，“叶剑英同志想请你去澳门五洲酒店见面答谢”。我依约前往，记得当时接待我的，除叶剑英同志外，还有几位青年军官，那时他们都是只有二十多岁，席间他们谈笑风生，朝气蓬勃，平易近人，不愧为救国救民的英俊青年。这是我初次见到共产党人的印象，特别是谈吐中叶剑英同志对军阀割据的痛斥，对国事的抱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深感这次做了一件好事。

　　时间过得很快，1950年五六月间，广州解放不久，黄长水与我们组织一个港澳华侨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到老解放区参观。黄长水以华侨工商界身份当团长，付团长有陈君冷，马万祺（代表澳门商会）和我，（我以香港华商总会的代表身份），全团人数四十余人，回到广州时，叶剑英省主席在广东交际处接待我们。那时大家都五十多岁了，与1925年相隔也有25年了，在言谈间，叶帅对那船官兵被扣留一事记忆犹新，他还记述说：那天我坐在被扣的船上，这船与香港水师船相差有几十码，因流水冲撞，所坐的船尾部向着长洲岛，船头对着水师船，正值五六月天时，气候渐热，只穿一件内衣和短裤，适有舢板仔（即小艇仔）卖汽水水果的，撑近船边来叫卖，我便乘机从船尾顺着船缆落了舢板仔，用钱买通舢板仔载我至长洲岛上岸逃脱的、后来再由长洲请船撑往澳门转到香洲。他又说：当时他的那船官兵之所以被扣，是反动派派人布置港英当局的，据查悉，当时要谋害他的是一个姓胡的人，现在胡某人还在广州云云。我当时奇怪地问叶帅，现在为什么不把他捉拿？叶帅毫不介意地对我说：

　　“现在广州已解放，事过情迁了，这不算什么一回事，算了。这一席话使我看到叶帅那种胸怀若谷，解放全人类的崇高情操，确实使我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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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万国红十字会控诉日军暴行。

　　

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事端，发生了一二八之役，日军向淞沪发动惨无人道的轰炸、屠杀、焚烧，使繁华的淞沪的部分地区顿成瓦砾。当时上海人民在宋庆龄女士的领导下，在上海交通大学地址，组织了一间临时医院，抢救负伤的军民。是时，香港的爱国同胞与全国人民一样，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义愤填膺，我在香港和爱国人士组织了一队叫“香港华人救伤队”。前往上海参加交通大学临时医院的救护工作。我带了队员共七十五人并携有医疗器械和药品，及捐献了一辆红十字救护车给中国红十字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使用无人道的达姆弹，中弹后入肉开花，伤员伤势严重，手脚肿涨如象蹄，惨不忍睹，我们有见及此，激于义愤，于是发电前往万国红十字会，控诉日军的暴行，要求派员到沪调查。万国红十字会接电后，果然派出专员布朗（BRown）到上海调查，证实日军所为，即向世界各国揭发此事，使他们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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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期间，组织救护队回国。

　

　1937年“七七”事变后，1937年底我在香港组织了一个叫中华救护会，训练了数百爱国同胞和华侨回国为救护伤员服务，回广州后，就在广州一德路南益市场的一座楼房作为广东中华救护队队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开始轰炸广州，我们的队部房屋亦被炸去一角，所以救护伤员工作很忙碌，得到广州市民的高度好评。当时市政府当局发了奖状，队员士气非常高涨，跟着该会又派出一队人员随同叶肇领导的六十六军做随军救护工作，及至南京失守时有好些队员牺牲了。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救亡运动，我亲自由香港前往星、马南洋各地进行宣传工作。为着取得合法手续，在星洲向英国七洲府华民总政务司处备案，得到许可获准在英属各洲府宣传及筹款，组织救护队回国等活动。开始还比较顺利，接着由于国民党军事上失利，节节败退，各地华侨对抗战有疑虑。在此情况下，我将当时看到共产党的刊物所载毛主席有关抗日战争的游击战术“彼进我退，彼退我追，彼驻我扰，彼疲我打”的十六个字大力宣传和介绍，以增强华侨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收到很好的效果。在马来亚的雪兰莪就组织了有几十人的救护队，继而又募捐了数十万元的巨款，正准备汇回祖国，不料当时的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竟指责我们的组织未经广东省政府许可，公然在星洲报纸宣布我们的救护队是非法组织。究其原因是认为我们宣传毛主席的游击战就是为共产党宣传，更主要的是想将筹得的款项吞食，其实那时我对共产党是没有什么认识的，只是认为毛主席的游击战十六字的办法大有道理，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的游击战争到处打击敌人，是抗战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当时，我是该队的董事长兼总监，名誉董事长是国民党侨委会付主任委员周启刚、陈其尤，而中华救护会是得到国民党的侨委会批准立案，是合法的组织；又经过英国七洲府华民政务司的许可和备案的。据此，我据理驳斥，并在《南洋商报》和《总汇报》公开与吴铁城辩论，大打笔墨官司，引起南洋侨胞对国民党的指责。后为蒋介石方面知道，派人向我劝说，说什么抗战期间这样搞对华侨影响不好，应以国家为重，不要和吴铁城争论等等一大套假话，其实他们所说“以国家为重”是借口。在此威迫之下，我只好辞去该救护队董事长职，由周启刚接任，我经手筹的款项亦移交给周启刚，至此，这场笔墨官司才告结束。

　　回忆雪兰莪救护队，对抗战是有过贡献的，亦颇有影响。我虽然被迫辞去董事长职务，但我的爱国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同时我至今仍然铭记着感谢直接支持过我的爱国人士，其中如彭泽民同志，他曾带了两个女儿来参加该队工作，连贯同志当时也在港，亦不断来与我方联系。解放后，我参加东北观光团，到达北京时，有幸又见到宋庆龄女士与及蔡廷楷，彭泽民、陈其尤和连贯等同志，均谈到抗日战争时的华侨爱国热情，与及组织回国救护队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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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州解放后，我在香港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

    1950年五六月间，我随观光团回国参观，在北京，得到首长的鼓励，使我对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的真理体会更深。回港后我便向港九同胞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当时各地华侨对“土改”因不明真相，意见很多，特别反动派的造谣欺骗，使各地华侨情绪不安。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参观团推动香港华商总会，直接发电向各地华侨回答所提出的问题（当时美洲华侨提出有好几个问题）。我们把所了解到的有关土改政策法令，与及土改的伟大意义进行宣传解释，特别对谣言加以揭发驳斥，对解除他们的疑虑，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为了扩大宣传新中国的情况，我于是年八月间，以香港华人体育协进会主席的身份，带了一队香港华人足球队去星加坡和马来亚比赛，借此与星马华侨直接见面，陈述回国参观的所见所闻。

    1951，1952年，我以香港华人革新会主席身份，出面协助当时香港电车工人罢工活动，又代表他们与资方谈判获得胜利。及后我又协助策划几次香港小贩反对警方迫害的斗争，以及协助组织九龙木屋居民反迫迁的诉苦大会等，经过几次诉苦大会，港九居民反应强烈。港英当局对我的反感更大，派出港绅周俊年对我劝说，我不予理会，继续做我的工作。侯后，他们又几次对我警告，但我未因而罢手。

　　1952年二月间，香港东头村火警，很多人无家可归，急于救济，广东救济会原定三月一日派人前来慰问，我们闻之、即在港组织了几百人准备欢迎祖国慰问团。后来，有谣言流传说共产党借此机会派军队进入香港，至使英当局在边界戒严，不准我们过罗湖迎接祖国慰问团，为了揭穿反动派的谣言和诬蔑，我们即提请广州方面暂不要派人前来，并将港九迎接祖国慰问团的队伍解散。不料当一部分队伍在解散途中路经九龙弥敦道时，恰巧有一英军骑着电单车撞倒一个过路妇女，引起了过路人和过路解散的队伍与该英军发生了冲突，港九的黑社会和特务乘机捣乱、抢劫，甚至有意攻打油麻地警署，把事态扩大，终使该警署开枪击毙了一些人，从而港英当局宣布紧急戒严。特务则大肆造谣，远至马来亚的报纸亦受其利用，造谣说我们搞暴动，意欲赶英国人出香港云云。事发后，港英当局即宣布紧急法令，根据紧急法令规定：“港督可以会同行政局有权将不受欢迎的人递解出境，不必宣布理由”，我就是这样被递解终身出境的。

　　虽然英国是最早和我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它的政策仍是反动，对新中国还持怀疑、敌视态度的，对香港同胞的一切爱国行动是反对的。对我一连串的行动和所做的工作，视若眼中钉，将我几十年的旧档案一起翻了出来，认为我反对他们是一贯的，先后几次派港绅周俊年对我劝说及威胁。周是我留英的早期同学，他一方面代表港英当局，一方面又以老辈学长自居，说我的家族是英商太古洋行三代的买办，理应为英国服务，绝不应为共产党宣传；说，如果我这样的人不为英皇家效忠，反而作对，则影响英籍华人的心理云云。但我始终向往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对我递解出境，我全不在乎，我为爱国光荣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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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太古洋行六十年的三代华人买办

——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莫应溎祖孙

来源于：中山政协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香港开埠后的重要年代。这时广州已有150家外商洋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怡和的前身是渣甸洋行，创办人是英国人威廉·凯塞克，业务范围遍及贸易、海运、保险、金融、地产、工程、旅游、工业、航空、百货及能源等。太古洋行1867年由英国人约翰·史怀雅始创于上海，于1870年选定香港为总行。说来很有趣，洋行最初从事航运业务，原拟定名为“大吉”的，取航程大吉之意，但史怀雅不懂中文，写成了“太古”。公司成立后，把中国茶叶运回英国，把针棉织品运来中国出售，生意越做越大。史怀雅认识到，与华人做生意，没有一个华人为中介，就无法拓展业务，也难以取得华商信任。于是，史怀雅物色了广东香山县人莫仕扬。莫自少聪颖过人，富经济头脑，从乡下来穗做生意，从底层做起，站稳了脚根。史认为他工作勤奋，善于动脑，又略懂几句英语，因此从1870年起就任命他为太古洋行第一任华人买办，委以重任。莫仕扬任买办后，凭着他与港穗工商界的渊源，迅速打开局面。史怀雅得到莫仕扬相助后如虎添翼。莫仕扬也依托太古洋行而名声大噪。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在华业务日渐发展，到本世纪初已拥有十多艘客货轮，中国大陆的海运和内河运输几乎为太古所垄断。老一辈的广州人，都熟知“佛山”“泰山”“龙山”“金山”为太古属下“四山”轮，航行省港之间。本世纪初，莫仕扬的儿子莫藻泉接任太古洋行第二代华人买办。他更具商品竞争意识，很快创办了“南泰商号”，起用堂侄莫仲逵任主事，使南北商人更易与洋行打交道。精明的莫父子，为太古洋行奠下了庞大的基业。以糖业为例，东南亚乃至中国大陆，都盛行一种“爪哇糖”（印尼爪哇产），莫氏父子于1880年在香港鲫鱼涌低价买下一大片荒地，规划近山处兴建太古糖厂，近海处修建太古船坞。至1884年已投资500万元，兴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太古糖厂。该厂因靠近原料产地，比爪哇优越。加是莫藻泉推出一种象海报的“月份牌”由香港设计师关蕙农设计画面，用重磅铜板纸印制，大肆宣传太古糖厂“太极圈”牌白糖。由于“月份牌”色彩艳丽，大受中国大陆群众欢迎，迅进入千家万户，太古白糖很快便占领了市场，把爪哇糖排挤出大陆。月份牌也就成为太古洋行首创的宣专手段。画面内容也由花卉，吉祥人物（如福禄寿、天官赐福、迎春接福、八仙贺寿等）发展成为盛行的“中国仕女”图。这种新颖的宣传方法，获得巨大成功。渣甸洋行、广生堂等也纷纷仿效，以宣传推销自己产品。1930年初，广州社会出现相对稳定局面，商品经济有了发展，促进了工、商、交通业以及文化事业，许多厂商单位也开始印刷免费赠送的“月份牌”。后来，月份牌也就逐步演变成当今盛行的挂历了。 　　太古洋行在鲫鱼涌开设太古船坞后，可维修二三万吨巨轮，也可新造万吨海轮，在香港沦陷前夕，到了船坞的鼎盛时期，有工人5千人，与糖厂一样，成为太古洋行两个创利最丰的企业。太古洋行又在广州白蚬壳新建了货仓和码头，即后来的“太古仓”，成为二十年代初广州最完善的仓库码头。位于尖沙咀蓝烟囱码头的地皮，日后为太古洋行带来几十亿元进账。 　　1917，莫藻泉的儿子莫干生，接任父亲当上太古洋行第三代华人买办。太古糖厂、船坞、保险、航运、漆厂、外贸等业务继续得到发展，为太古洋行积累了巨大财富，莫干生之弟莫应溎在伦敦法学院和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并取得了大律师资格后，于1928年也被聘任为太古洋行的帮买办（副买办）主管糖厂。这个时期，太古洋行超过怡和，跃登洋行首位。莫氏家族，也成了这个庞大英资集团的支柱。洋行华人买办，在历史上，没有一个象太古洋行那样，祖孙三代连续充任的。其时，除莫氏三代买办和副买办外，每一个洋行之分支成或一艘新船启航，都是由莫氏子孙或旁系子侄任职。百年之间，莫氏宗亲只要能工作的，都在太古洋行或其分支机构找到工作，累计达千人，故员工中流传着“只知有莫，不知有英”。莫氏家族，实际上操纵了太古洋行的实权。聪明能干的莫氏三代人为太古洋行发展兴旺作出巨大的贡献。鸟尽弓藏，羽毛丰满的太古洋行英国资本家，深感大权旁落在莫氏买办身上，于已不利，渐渐产生削弱莫氏的念头。受约翰·史雅家族的授意，当时任太古洋行经理的英国人布朗，已准备找藉口向莫氏开刀了。恰巧，莫干生于1919年，物色了香港太平山顶一块地皮，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一幢当时全港最豪华的别墅。当这幢皇宫式别墅入伙时，莫干生举行了相当豪华的宴会，太古洋行布朗出席宴会后，暗中派人查了莫干生的账目，要莫干生把经手购入装糖的蒲包，高于市价部分，“赔偿”给太古洋行。这是布朗逼走莫干生的“高招”，藉此打击莫的威信。经过反复磋商，1929年双方同意，由莫赔偿25万元。莫干生受此次“釜底抽薪”的打击，感到难以在太古再呆下去，遂于1931年向洋行递交了辞职书.从此,太古洋行总行取消了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制。莫应溎虽仍留任糖业部经理，但太古洋行的气候已变了，莫氏家族在太古逐渐失势，莫应溎本人也只好于1935年“挂印”离去。这时，太古糖厂开始受到日本细砂糖的挑战，日子也不好过。 　　莫氏家族中，在太古洋行任要职的高龄健在的老人，要算莫应溎了。他1901年生，是本世纪的同龄人，由于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特殊，又有较高的学历，他经历了社会风云变幻，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也是一名“香港通”和“广州通”。他是广东省第一、二届和广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市政协一至四届常委和第五届副主席。1985年与郭棣活一起，被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是年纪最大的三名委员之一（另二名为张友渔、钱昌照）。历史上，他曾为国家和民族出过力。1924年叶剑英率领的革命部队乘船从大陆去港，被扣于香港长洲。莫应溎受地下党员之托，向香港警务处长京士交涉，终于使叶部官兵脱险。1950年初，广州解放后，莫应溎以“港澳华侨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副团长身份回到广州，受到叶剑英的接见并感谢他的营救。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莫应？义愤填膺，曾组织了一支由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捐献了一部救护车，携备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他还设法募捐了几万港元转送19路军上海办事处，支援残废军人教养院。“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莫应溎又组织了“中华救护会”，训练了数百名爱国侨胞回国服务，以广州一德路南益市场一座楼房作队部开展工作。队部虽被敌机炸去一角，队员仍坚持救护伤员，爱国热情非常高涨，得到市民高度赞扬。尔后，抗战形势高涨，莫应溎亲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为取得合法募捐地位，在新加坡向七洲府华民政务司备案，得到许可在英国各属地募捐了数十万元巨款，同时组织侨胞救护队仅在雪峨就有几十人参加回国服务。解放后，宋庆龄、蔡廷锴对莫应溎谈及此举时也曾予以嘉勉。 　　1950年9月30日身为香港华商总会董事的莫应溎，力主在华商总会升五星红旗，全体董事争论了三个多小时，会上，莫应溎大律师的法律观点，又以大陆所见的事实，侃侃而谈，消除反对者怕得罪港英当局的顾虑，赢得了多数。在10月1日上午八时，五星红旗终于在华商总会冉冉、升起。接着莫应溎又与各知名人士一起筹备香港华人革新会活动。那时香港发生了广东救济会慰问团被袭击的流血事件，港英当局宣布莫应溎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48小时内离境，莫应溎就在1952年9月23日，离开了香港回到广州。但在30多年后，满头白发的莫应溎，持着我们国家护照，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身份，光荣赴香港进行了考察活动。 　　笔者最近一次到寓所拜访莫老，他感慨地说：在香港，亲友都劝我少沾些政治，我的言行未能得到亲友谅解，被递解回广州后，又耳闻不少风言风语，大陆的一些人也不理解我，有些还误解我是使“苦肉计”。我认为，莫先生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经济富裕的人，怎会走这样的路？几十年过去了，历史终究得出了公正的结论，得仁者多寿，奉献者富有。不是这样吗？ 　　莫氏买办三代，经历了十分复杂的风云变幻。买办是人们几十年怕接触的字眼，有的人往往把它与消极的因素相提并论。而时代和事物又常常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莫氏三代买办，经历了从1870至1935年的温长岁月，为促进我国航运、制糖工业的建立以及外贸交往，发展商品经济，培训工商人才，都起到特殊的作用，正如评价近代史人物李鸿章、张之洞一样，历史唯物主义者总是给予恰如其分的结论。广州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经历了我国开放海禁，开辟外贸、引进技术，发展了自己的民族经济，与外国洋行经济上打交道，既给人家赚了钱，也发展了自己的民族经济，尝到了开放的甜头，这个时期的市政建设、交通航运、轻纺工业、商业外贸都有较快发展。尽管未尽人意，利害相权，取其利重、避其害轻，不可苛求于前人。至少也可为今天放改革提供一点借鉴。

发布日期：2006年2月28日 　作者：麦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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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受访人     李世源，中国文物协会常务理事，珠海市博物馆研究员     “日寇侵华激发了莫应溎的爱国热情”      记者：综观莫应溎的一生，出身于买办世家、自己由糖业起家、到国家困难时四处筹款奔波的爱国人士，他最令人欣赏、让人记住的应该是什么？     李世源：莫应溎的出生背景，果然是身世显赫的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洋务买办的莫氏家族。正因为莫氏为英国人的太古洋行前前后后地做牛做马服务了半个多世纪，而在核心利益的门槛上，莫氏家族在最后关头，还是重重地摔了一跤。莫干生，也就是莫应溎的亲哥哥，他在英国太古洋行掌权已达十四年之久，却不得不与英国人摊牌，辞去买办职务。1931年，莫氏家族的华丽转身，是莫氏家族与英国洋行的一次过招，也是中国买办制度的总结。买办的作用与经济上的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不清的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可下定判的。可对于已经而立之年又是律师出身的莫应溎来说，心理上的冲击力是可想而知的。     一直在糖业买办领域独当一面的莫应溎，无论是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解读莫氏家族与太古洋行最后的分道扬镳，一定会有独特的感受与体味。随之而来的是日寇侵华声浪日隆，七七卢沟桥事变更使莫应溎对民族兴亡的切肤之痛有了超过常人的认识。作为一个经济法律专业人士，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募捐募款、抗日救亡的民族运动的洪流中，成为著名的爱国侨领。     可以说，日寇侵华激发了一大批像莫应溎这样的富家子弟的爱国热情。他留给后人最应该记住的，就是在国家兴亡面前的民族情，爱国心。     记者：莫应溎被称为“香港通”和“广州通”，这主要表现在哪方面？对他的事业有什么影响？     李世源：所谓的“香港通”，那是因为莫应溎作为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又在英国取得了律师执照，是香港为数不多的著名大律师，他对香港政治制度乃至殖民帝国残余的深刻认识，绝非是浪得虚名。说莫应溎是“香港通”，自然会得到包括香港人在内大多数人的认同。     说莫先生是“广州通”，这其实也不奇怪。不仅仅是莫先生有大半个世纪广州生活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莫先生有国际专业的经济与法律的常识与专业知识，两相比较他自然能给政府提出不同凡响的建议和咨询。专业知识的精湛与人生经验智慧，世纪老人莫应溎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广州通。     “他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了一大批海外侨胞”        记者：在抗日战争和建国期间，莫应溎主要做的贡献有哪些？     李世源：抗日战争中，莫应溎最大的贡献，就是以莫氏家族重要传人的身份，以身作则抗日救亡，身践躬行募捐认捐，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了一大批海外侨胞，为抗日救亡做出了应有贡献。     建国之初，新中国的政权特需要港澳和海外侨胞的认可、认同。莫应溎作为一名爱国人士，率领香港一批知名人士，成立香港各界庆祝国庆筹备会，被推举为主席，并在香港岛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莫应溎作为主要负责人，虽然受到了港英当局的猜忌，却公开又理直气壮的为香港华人撑了腰。这不得不佩服莫应溎先生的胆气与胆识。     记者：“三一”事件在直到后来被永久驱逐出香港，这些事件对于莫应溎来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世源：作为一个自称是“民主自由”的港英当局，居然不顾脸面驱逐一个著名家族成员、并已在香港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大律师出境，这确实既是匪夷所思，又有港英当局被迫无奈说不出口的暗中原因。这只需回顾一下澳门的著名爱国人士何贤、马万祺就可度出港英当局的阴暗心理。何马二人在澳门拥护共产党，澳门民众拥护何马，而澳葡当局又徒唤奈何。港英当局就是不想步澳葡后尘，才断然礼送莫应溎出境。一面是惧怕莫先生的专业知识的厉害，一面是给香港爱国人士进行杀鸡儆猴的惩罚。     对于莫应溎先生，从来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莫先生对广东、广州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有机会直接服务，使莫先生的爱国爱乡情怀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特立独行、无怨无悔是他一生的写照”         记者：有很多人在莫应溎回广州后不理解他，有些还误解他是使“苦肉计”，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局面？     李世源：一个人的是非功过，看他身处在哪一个制度层面的评价系统之中。莫应溎从香港到广州，路途短却制度完全不一样，怀疑的说他玩的是“苦肉计”，同情的说他真不幸。对于莫先生来讲，特立独行、无怨无悔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你看他生在1901年，1997年驾鹤西去，完全是个“人瑞”。那可真是积德积寿之相的。     记者：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翌年，为什么会请莫应溎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李世源：作为一个生在香港、长在香港、毕业于剑桥大学、取得英国律师资质，与港英当局过过招的爱国专业人士，中国政府请他出山，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正是人尽其才，合适、难得！     记者：莫氏家族一家三代都在太古洋行任职，您觉得莫氏家族为什么会涌现这么多杰出的买办？和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等相比，莫应溎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哪方面？     李世源：莫氏家族为外国洋行“扮演”经济运作中的洋务买办，这其中功过是非自当别论。但莫氏家族出了一个莫应溎，却毫无疑问是莫氏家族极大的骄傲，是珠海人的骄傲，更是中国华人的一大骄傲。

聪聪

桃李学长所介绍的名人总与广州一中有着莫大的渊源。谢谢转帖！！

62桃李

珠海莫氏后人三代同堂访乡梓

    珠海历史名人莫仕扬后人、美国华侨莫庆义老人7月15日下午偕家人首次回到珠海，探访位于会同村的祖屋。
   
    莫庆义先生今年75岁高龄，是珠海莫氏家族的第四代孙。其曾祖莫仕扬、祖父莫藻泉、叔父莫干生三代任太古洋行总行买办61年，为香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莫庆义一家三代已定居海外，父亲莫应溎出生于珠海会同村，先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法学院学习，曾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这次祖孙三代首次回到珠海，是想看看自己的祖屋和莫氏祠堂。在珠海市侨务局和香洲区政府的热情接待下，他们先后探访了莫氏祖屋和宗祠、北师大珠海分校、中山大学。看到家乡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莫庆义先生非常激动，他说：“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永远都不会忘记珠海，不会忘记会同村。因为这里有我们的根！”

珠海市会同村。

   
故土之子寻根老屋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

   
    寻根是人类永恒不解的情结。拉着儿孙的小手，带着父母的心愿，循着先人的足迹，到故乡的田园，到祖辈的老屋……不知有多少中华游子曾经怀着这样的梦想，夜夜期盼。
   
    7月15日，珠海会同村莫氏家族第四代孙——75岁高龄的莫庆义老先生终于圆了这个梦。带着73岁的老伴、儿子儿媳、孙子孙女，莫老先生第一次回到会同村，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亲眼看看自己的祖屋和莫氏祠堂。

   
父亲的寻根——
祖屋前的“全家福”

   
    对于75岁的莫庆义老先生来说，珠海会同村是个祖辈从小挂在嘴边的故乡，是从小就填在履历表上的籍贯。
   
    虽然在香港长大，在广州念大学，甚至十几年前他还到过珠海，但却始终与故乡缘悭一面。在珠海市侨务局和香洲区政府的热情接待下，75年来，老人第一次站在了祖屋面前。
                                          

珠海市会同村莫应溎祖居。

    祖屋因为年久失修变得非常颓败：大门被生锈的铁索拦着，屋顶已坍了一角，木门在岁月的风雨中早已变成黑褐色。站在门边，白发如雪的老人面色肃穆，向杂草高过人的院墙里久久张望，多少年来的期盼也许就是为了这一刻吧。
   
    “我们一家人都与会同村有缘分。”因为曾经在北京工作过十几年，莫老先生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说，当年在广州岭南大学读书，认识了现在的太太，太太的父亲就是当时的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古桂芬。没想到，后来就是古桂芬先生把农学院的实习农场设在会同，在这里进行名树名花及珍稀植物的栽培和移植。
   
    几位年长的乡亲闻讯赶来，大家站在门前拉起家常。莫老先生坚持要在祖屋前照张全家福。很快，一家人在这间祖先曾经进进出出无数次的门前忙碌起来。排队、微笑、合影——随着照片的定格，一张祖屋前的“全家福”终于诞生。
   
    在乡亲的指引下，莫老先生还找到了会同村的莫家祠堂。祠堂虽然破败，但岭南特色的石雕、砖碉、木雕还可辨认。院子里也堆满了杂物，村子里的人介绍说，如果不是曾经驻扎军队，这宗祠也许在文革就被毁掉了。
   
    “莫家在广州的那间大屋，很漂亮，就是在文革时被毁掉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看到人去屋空、荒草萋萋的祖屋，看着日益颓败的宗祠，老人心里也有着说不出的感受：“希望会同村的祖屋和祠堂能够保存下来，还有伯父建的那座栖霞仙馆。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一种价值，这里是莫家人的根！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永远都不会忘记珠海，不会忘记会同村。”

   
儿子的寻根——
要在祠堂前开音乐会

   
    莫老先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莫华彤从商，小儿子莫华伦是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莫华伦是个标准的国际人——生在北京，长在香港，在美国念书，在欧洲登上舞台，并且在那里成为国际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走过这么多地方，可是珠海在我心中的地位很特别，这里是我们莫家人的根。”扳着指头数完自己这些年待过的地方后，莫华伦用标准的普通话说道。
   
    莫家祖辈几代很少有人与艺术沾边。当年莫华伦在夏威夷大学毅然从会计专业转到音乐系时，曾经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父亲莫庆义说起当年那段往事时，眼里满含笑意：“大家都觉得学音乐太苦，有所成就太难。不过看到他有今天的成就，我们也替他高兴。”
   
    幸亏当年父亲没有坚持到底，要不然今天莫家也许会多了一个好会计，世间却少了一个好的歌唱家。如今，曾经被帕瓦罗蒂称赞有一副“好嗓子”的莫华伦，不仅是国际知名华裔男高音，并且从2000年起连续担任澳门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在幕前与幕后之间游刃有余。
   
    二十年前，莫华伦曾经到过会同。这一次带着妻子和8岁的儿子再次踏上故土，他的感触特别多，尤其是在看到北师大珠海分校和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后：“附近的环境变化太大了，有这么漂亮的工业园，还有许多很棒的学校，感觉就像大学城一样！”
   
    走进会同村，莫华伦觉得二十年前那种特别的感觉又回来了。一进村，看到的都是自己家族的老屋，一聊天，大家都是姓莫的族人：“这有一种外人很难理解的熟悉和亲近的感受。”
   
    二十年间，会同村里的本地人越来越少，莫家的祖屋也越来越荒废，这让莫华伦想起了小时候在香港住过的老屋。那是跟会同祖屋一样的广东大屋，很漂亮，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莫华伦说：“历史应该被保存下来，希望会同的老建筑也能够保留下来，即使是一堵残墙也有它的美丽。”
   
    在莫华伦看来，音乐是表达人类情感最佳的工具，而对家乡的依恋也要用歌声来传达：“你知道，我在全国开过很多场演唱会，在澳门也登台表演过，可是从来没有在珠海演出——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回来，在家乡开一场个人音乐会，会场就设在莫家祠堂！”

   
孙儿的寻根——
一次特殊的“郊游”

   
    有人开玩笑说，莫庆义老先生一家是“一国两制，中西合璧”——老人和太太是在内地读书工作十余年后，辗转到香港和美国工作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出生，在美国长大；两个儿媳都是地道的台湾人。至于三个孙辈的孩子，9岁的天萌和11岁的天茵在夏威夷长大，而8岁的小孙子则住在香港。
   
    对于这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来说，这次寻根就像一次特殊的郊游。大人们在村里的老房子前沉思，孩子们却对门口堆放的没有脱粒的稻谷感到非常稀奇——“原来大米还有穿衣服的！”
   
    随后他们又发现了树上几乎成熟的龙眼，大呼小叫着要采摘。看到祖屋里的脱谷机，从来没见过这玩意的孩子们围上去仔细研究。显然，他们对于这些“老东西”要比电脑游戏陌生得多。
   
    古朴的村落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而在老人们的心里，这就是寻根的意义所在。“让他们玩耍，孩子就会对这里有印象，这里是他们的老家。”莫老先生说，莫家人一年只有一次聚会，这次大家把聚会的地点定在珠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孩子们“回家”，所以大儿子一家从美国赶到香港，大家在香港汇合又来赶到珠海。
   
    虽然定居在夏威夷，大儿子莫华彤一家人却不希望孩子们变成“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从小两个女儿就在家里说广东话，虽然现在她们两个不会读写中文，但日常交流完全没有问题。而小孙子莫礼刚是莫华伦的儿子，在爸爸的影响下，小家伙从小就懂英语、白话、普通话。莫老先生说，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莫家人的如烟往事

   
    莫仕扬出生于会同村。鸦片战争之前，莫仕扬已经随父亲及同乡在广州经商。18世纪70年代初，太古洋行在香港成立总行，莫仕扬进入洋行服务，成为太古洋行首任职业买办。
   
    莫仕扬身后，其子莫藻泉、其孙莫干生先后继任买办，三代人在太古洋行任职61年，还荐引家族1000多人，分任各分行经理，以致外界曾戏称太古洋行为“莫氏家祠”。

图为莫应溎为港澳同胞作演讲（后排左1为何贤，左2为马万祺）

   
    莫应溎是莫干生之弟，1901年在出生于会同村，4岁到香港。先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法学院学习。回港后曾在太古洋行效力，后从事律师行业，先后在香港和上海挂牌执业。1951年，莫应溎因为在香港“三一”事件中，代表香港群众前往罗湖迎接广州来的慰问团，其言行冒犯香港英国殖民统治当局，被港英当局下令驱逐出境，终身不得返回香港。
   
    举家回到广州后，莫应溎被聘为广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1985年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莫庆义在香港出生。上个世纪50年代随父亲莫应溎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读医科，并且在那里与夫人相识。大学毕业后，莫庆义分配到北京工作。上个世纪70年代回到香港，后来全家又移民到美国，目前与夫人定居香港。

2001年12月莫应溎的长子莫庆义（医生，右）、媳妇古美慈（医生，中）、孙儿莫华伦（歌唱家，左）、曾孙莫礼刚（前）在香港浅水湾。

   
    莫庆义是香港名医，在内科方面造诣尤深，许多政界名人如菲律宾前总统夫人等都曾向他求医。莫庆义在减肥方面也颇有心得，目前他以75岁之龄仍坚持每周两次坐诊，主要是为人减肥，不少明星也曾慕名上门向他求教。

                                                                                                                                                                   （珠海市侨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