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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一中学校友会论坛 论坛 校友活动园地 《一中校友》第二十五期采编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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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校友》第二十五期采编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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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2 09:59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 sunkang33 于 2015-8-22 09:59 编辑

8月19日--21日广州一中校友会《一中校友》编委在黄稼昌老师和钟汉邦秘书长带领下,在广州海关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会议室开始对《一中校友》第25期稿件进行审稿。为校庆87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本期 《一中校友》分八个栏目,一、校友会之声、二、特稿、三、母校信息、四、母校情深、五、桃李芬芳、六、校友情谊、七、校史知多D、八、文艺园地。今年的稿件是最多的一年,校友积极投稿为校刊出版提供了充足的文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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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2 15:46 |显示全部帖子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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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2 18:40 |显示全部帖子
为届届校友绞尽脑汁,替后浪前浪补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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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3 00:07 |显示全部帖子
平衡发展聚精英,顾此顾彼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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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3 10:30 |显示全部帖子
       积极投稿,搞好校刊。感谢各位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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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3 17:57 |显示全部帖子
sunkang33 发表于 2015-8-22 09:59
8月19日--21日广州一中校友会《一中校友》编委在黄稼昌老师和钟汉邦秘书长带领下,在广州海关总署教育培训 ...

今年多了新人,有些校友不认识。可否介绍。

点评

依慈  请教过资深食神,他也不知.  发表于 2015-8-25 01:31
依慈  我正挠头,黄老师,钟秘,孙画家陆健将,其余是何方神圣?  发表于 2015-8-25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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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5 21:56 |显示全部帖子
洁蕥玲珑 发表于 2015-8-23 17:57
今年多了新人,有些校友不认识。可否介绍。

黄老师话今年得我(孙师傅)是新人。其他都是老人啊!有伍教授、作家、年轻的2位是现在职的语文老师。具体名字还是请秘书长汇报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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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8 09:30 |显示全部帖子
回复 sunkang33 的帖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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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8 10:57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5-9-10 20:08 编辑
洁蕥玲珑 发表于 2015-8-23 17:57
今年多了新人,有些校友不认识。可否介绍。

我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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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左:伍德昌教授、黄老师、刘圣宜教授、李启正

后左:2、杨俊峰老师、3、赖润华老师、4、聪聪、5、潘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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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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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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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陆华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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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8 11:19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5-8-28 11:20 编辑

霜重色愈浓,真情注关工



介绍伍德昌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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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8 11:29 |显示全部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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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0 10:24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5-8-30 20:12 编辑

伍德昌:关心下一代  丹心绘晚霞

来源:华工新闻网

      人的一生,因工作或学习而有着不同的角色身份,担当的角色越多,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更多。但是华南理工大学退休教师伍德昌却一直甘愿比同龄人承担更多的角色。小学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担任小学学生会主席,高中时担任学生会主席,由于表现出色被推荐为区人民代表,大学一年级加入中国共产党,求学1年因党的需要提前毕业担当马列主义教师,工作后由专业教师到党委宣传部长、校关工委副主任……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凝聚着他无私奉献的情怀,闪耀着一名共产党人金子般的心灵。

                   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背后
                  “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伍德昌虽已75岁,满头银发,但腰杆挺直,清瘦而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这使记者想起了过去流传的一首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说到年轻时,和颜悦色的伍德昌浓眉不由一紧,露出一丝凝重,“小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广东,为躲避日军的轰炸扫射之苦,我随家人乘着夜色,坐船渡过敌人火力封锁的河,从广东顺德逃难到广西梧州。抗日战争结束后我9岁才读小学。”历经那九死一生的逃难经历,让他对党心存感恩。因为感恩,伍德昌刻苦努力学习,率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后还成长为校少先队副大队长。
  中学时,由于勤奋刻苦、成绩优秀,伍德昌除第一学期缴纳学费外,其他学年均获得免学费的优待。不仅如此,他还担任学生会主席。由于热心同学为服务,常组织开展活动,并热心帮人,深受师生喜爱,被学校推荐为区人民代表,为区人民说话办事。这是他人生中又一个新角色。
  为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9年,伍德昌考入华南化工学院燃料化学专业学习,入学1年后,因国家急需将一批政治素养好、业务能力强的学生培养成马列主义教师,作为预备党员的伍德昌服从组织安排,经过马列师资班培训后,提前成长为教师。
  后由于工作需要,伍德昌承担了主讲研究生课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门全新的课程,没有推荐教材,为满足教学需要,编写教材迫在眉睫,伍德昌马上行动起来。从编写讲义入手,查询很多原著、文献资料,他一章一章编写。虽然付出了,但学生们并不太“买账”,觉得太难懂了。于是,伍德昌与同事反复琢磨研究生的需求,终于想出:在每一章的理论阐述后,附印一些学习辅导资料,配合各章便于学生“有的”地补充学习。几经努力,书终于出版了。但后来又想到研究生光学理论不够,还应教会他们掌握研究方法才行。于是伍德昌和同事再次挑战自我,进一步为了弥补传统学原著理论的教材缺乏研究方法辅导的不足,而编写出原著辅导和方法论相结合的配套教材。比如,在讲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就用本质现象等辩证方法引导学生思考列宁是如何分析当时苏联的经济政策的。这样有特色的教材受到了学生好评,也被很多兄弟院校采用为授课教材。
  1992年,伍德昌被学校任命为党委宣传部部长,又一次角色转换,加上行政、教学双肩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甘愿承受,“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通过与同事学习交流,很快熟悉了宣传工作,渐渐做到了游刃有余。那时,宣传工作经常要贴标语,有一定书法功底的伍德昌就经常自己动手写,为学校节省不少经费。校园广播是当时重要的宣传载体,为了学校安装广播喇叭,他与同事去外面学习取经,回来后便和同事们一同研究如何自己动手制作声音悦耳的喇叭,如何把挂喇叭的水泥柱改造为无缝钢管及把广播线埋在地下。经多次讨论、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制作出约100个喇叭。为了安装喇叭,让校园每个角落尽早听到广播,伍德昌每天安排好部门的劳动时间,还和同事们一起协助工程队搬搬抬抬,完全没有部长、教授的架子。
                   坚守一个梦想
  “很想为下一代做点实事,因为实现中国梦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退休后,忙惯的伍德昌闲不下来,“自己是过来人,积淀了几十年的知识经验,很想为下一代做点实事。实现中国梦的希望就寄托在青少年身上啊!”为此,他放弃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婉言谢绝民办学院高薪聘请兼职授课,而心甘情愿一生为了党和祖国大业的接班人,倾心竭力,倾情奉献。



  自投身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担任常务副秘书长一职,伍德昌便身体力行,参加了校关工委少先队辅导员组、宣传理论教育组、德育教育组、宣传出版组等多个工作组,还担任校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关工委报告团团长等。在他看来,“常务副秘书长决不能坐在办公室,隔着玻璃看,关工委本来就是一个群众组织。群众是工作的活水源头。只有和离退休老同志、学生们一起经历过,共同感受,才能把工作做好。”伍德昌经常骑着旧单车或徒步到华南理工附中附小,给少先队员和团员讲党史、唱红歌、瞻仰革命先烈,用热情与责任温暖着祖国的花朵和希望。在从事具体工作之余,他还潜心研究关工委组织文化,研究青少年想什么、需要什么,撰写理论文章,并多次参编《追中国梦 从我做起》等青少年读本。


  伍德昌对下一代的关爱已融入血液,成为一种习惯。老伴说他“退休后比在职时工作还忙、还累”。但他越忙越有劲,还不时参加爱心助学活动,作为天河区关工委讲师团一员为其他中小学、为广东省青少年犯管教所作报告。2010年,应邀为岑村小学纪念建党90周年活动作报告。虽然之前一系列纪念活动已让伍德昌耗费了大量精力,但一有事情做,他就全身充满了精力。精心策划后,一场既讲党的历史、又用诗歌朗诵和唱歌歌颂党的报告方式赢得了小朋友的喜爱。尤其是报告会结束后伍德昌那洪亮带点沙哑的嗓音朗诵、演唱的歌曲《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令人印象格外深刻。这首伍德昌报告结尾的必唱曲,再次吐露出他对青少年无限关爱的切切之情。


  伍德昌十分关心并肩工作的老同志。一次,外国语学院罗若冰老师腿受伤了,他的家人因有病在身无法帮他下楼梯去看医生。伍德昌得知此消息立马赶到罗老师家,但背不动他,情急之下只能拿着罗老师的病历本到校医院给医生说明情况,医生诊断至少需要调养2至3天。伍德昌便给缺人照顾的罗老师送早餐、送菜。以心换心,此后罗老师参加关工委活动更加积极了。


  伍老师的深情关爱,何止仅施予罗老师一人!在关工委专职秘书小阳眼中:“伍老师非常敬业负责,他们那一代老共产党员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优秀品德深深教育感动了我,我要向他们学习。”的确,做好关工委工作,单凭个人之力是不够的,需要点一把爱的火炬,把关爱的火炬一棒一棒传下去,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伍德昌对“关工委”三个字有自己的注解:“不仅要关心学校的两代人,也要关心家里的两代人”。谈起老伴,伍德昌面露愧疚之色:“退休后由于工作忙,刚开始确实疏忽了关心她,后来她得了慢性病,我努力分配时间,见缝插针地抽空关心她,现在还抽空带带外孙。生活虽然忙了点,但我很充实,很知足。”由于伍德昌关工委工作做得好,曾多次受到学校和上级关工委的表彰。



  时间不知不觉流逝,天色渐暗下来,采访结束了。这时一辆旧单车进入记者眼帘。那是一辆破旧地看不出牌子的车,车身的油漆早已在岁月的摧残下脱落,连车内轮钢圈也斑斑锈迹,只有把手隐约可见银色的亮光。就是它陪伴伍德昌无数次顶着炎炎烈日穿梭,无数次风雨前行。“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伍德昌这位老共产党员,执守退而不休勤耕耘,赤心一片育新人的追求,用熠熠夕阳的余晖贡献丹诚。


(文/王功敏  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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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5-8-31 11:09 编辑

刘圣宜老师访谈录1


发布时间:2014-12-02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刘圣宜,女,1946年生。1982年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历史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下放增城当知青


    问:老师什么时候到华师?

    刘圣宜(以下简称刘):我是老三届。我读高三的时候,刚好是文革。我是66届的,*****的时候我读到高三,本来毕业考试都已经考完了,就准备考升学试。

    问:先有学校的毕业考试,再考升学试?

    刘:就自己中学考了一个毕业考试,然后就再准备高考。高考就是全省统考,结果6月6号就爆发了*****,这次考试就全部废掉了,全部停课了。停课以后闹革命,我们就在中学里又呆了两年,本来是66年毕业的,结果到68年才毕业。

    问:那两年是在学校学习?

    刘:是在学校闹革命。你们有没有读*****史啊?到1968年11月,我们就下乡了。

    问:老师去哪里下乡?

    刘:我就去那增城县,增城县的新塘公社,现在叫新塘镇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山区的生产队,那里很穷的。

    问:是学校的人都分配到那里,还是整个学校下放?

    刘:学校把一批学生放到这里,另外一批学生又放到那里,分散放了一些地方。有一些学生去了海南岛,海南岛那时候是军垦农场。我们是叫做插社,就是到公社里头,和农民一样,等于是当农民,就是领工分。如果是去海南岛的军垦农场,就拿工资,每个月18块钱。我们到农村就和农民一样拿工分。每天出勤的时候,生产队长就分配你做什么工作,那你就做,做完之后回来就评工分。一般强劳力,最强的劳力,一天就10个工分,我们这些学生不会干农活,大概就是6个工分。

    问:这些工分有什么用呢?

刘:工分是用来分红的,就是年终的时候分红,就等于说,今天你一个劳动日,到年终的时候,他统计了生产队的收入有多少,然后就一共有多少工分,然后算出每个工分是多少钱。我们那个生产队是比较穷的,一天10个工分,才9分钱。

问:这么少啊?一天才9分钱?

    刘:10个工分才9分钱,那我们才6个工分,所以我们连9分钱都不到,六九五十四,只有5分4厘钱。

    问:好少。那吃饭什么的,是吃大锅饭吗?

    刘:生产队有口粮分给你,但是菜啊、猪肉啊,这些都没有,都是你自己解决,每人有几分自留地,一分、两分的自留地,你自己去种菜,然后呢,你自己要养猪,你不养猪就没猪肉吃。

    问:你是和别人一起养的吧?

    刘:没有,开头我们就是一个集体户嘛。我们有11个同学到了那个生产队,开头我们是集体生活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家一样,一起煮饭,一起吃。后来过了一年,就分开了,分家了。

    问:分到各农民家里了吗?

    刘:不是,我们没有去农民家。我们11个人,有两对是两兄弟、两姊妹,还有三个是三姊妹,有几个是单的,有三个男的是单的,就是没有跟兄弟姊妹一起的。后来分家就按血缘来分。

    问:就不按学校原来那种方式?

    刘:因为你到了下面之后,你就等于跟农民一样,自己成了一个家了。如果你们三兄妹一起去了,你们三兄妹就一个家。他单独一个人就单独一个家。开头是集体在一起,后来就因为……日子长了,就会有很多矛盾,是不是?

    问:各自找住的地方吗?

    刘:生产队给我们盖的房子,盖一排房子,每人分一间。那些是客家地区,房子是泥砖砌的,就是田的那些泥啊,用来打成一块一块的泥砖,然后就盖成房子,上面铺上瓦,你们去过农村没有?现在最穷的农村还会有这种泥房子。

    问:都是一层的吧?

    刘:只有一层。我们那时候也难养猪,养几只鸡呢,也经常是得鸡瘟死掉。那时候,比如说你养一窝鸡吧,过几天就死两只,过几天又死两只,根本就养不成,养不大的。养猪呢,就很辛苦了。你要种很多菜,猪的食量很大的嘛。还要煮,煮了再喂它,天天喂它,还要打很多柴火来煮那个猪菜。除了生产队开工之外,你还要做好多事。农民就习惯了,他从小就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开工一天回来,就累得要命了,还要自己煮饭,还要养猪,是不是啊?根本就没那个精力。

    问:很难适应啊,而且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

    刘:是啊,那时候20岁左右。

    问:您是和谁一起住啊?

    刘:是和我弟弟一起住。

    问:那还好,有男丁。

    刘:我还比较幸运一点,第二年叫我到大队当民办教师,民办的小学教师。我弟弟后来就到大队去当赤脚医生。就是大队有一个医疗所嘛,医疗所只有两个医生,一个是当地人,当地培养出来的,另一个就是知青,就是我弟弟。他去广州学了一些针灸,农民有些什么肚子疼啊、胃疼啊,他就给针灸一下,有效。所以后来就调到医疗所那里去当赤脚医生。

    问:您当小学教师教什么?

    刘:语文啊,算术啊,地理啊,历史啊,这些是最基本的啦。

    问:英语有没有?

    刘:没有英语,那时候是不教英语的。教的课还有画画图画啊,音乐啊,体育啊这些。后来就办了一个初中班,就是小学办的初中班,就等于初一还是在小学读,初二才到公社的中学读。公社的中学可能规模不够大,适应不了升学的同学,所以就把初中班放到小学那里办,结果就教了一年初中班。初中班也是什么都教,因为根本就没老师嘛,我们知青下去已经是很厉害的了。因为一般大学生毕业了,最多是分到公社。每个公社有一个中学,大学毕业生就到中学当老师,没有大学毕业生到下面基层小学当老师。

    问:那时的课程应该没有统一的教材?

    刘:有的,不过就没有现在那么艰深,浅一点。

    问:学生多不多啊?

    刘:学生多啊,基本上是普及的。

    问:几个班?

    刘:一个年级都会有三四个班,因为是一个大队的小学嘛,大队等于现在的乡,就生产队等于现在的村,公社等于现在的镇。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生产队、大队、公社,然后到县,这样一级级的,后来就把这些名称都改了。乡就是等于一个大队,乡里面有一个小学,一个乡起码有六七个村。

    问:小孩都到那里去读书?

    刘:是啊,基本上都去的。虽然它山区,但离广州还比较近,不算是很偏远的地方,一般都普及教育的,就是说适龄儿童都是去读书的。

    问:那时候适龄儿童读书用不用交学费?

    刘:不用交学费的。

    问:那您当老师是给工资吗?

    刘:我当了老师之后,就不在生产队领工分了,就在大队里头领工分。当时不同的生产队经济水平是不同的。我们那个生产队很穷,一个劳动日才九分钱,另外有一些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可能一块钱,悬殊很大。我们到了大队当小学老师,就可以拿个平均数,比在生产队要拿多一点。

    问:也没那么辛苦了。

    刘:对啊。

    问:上课还是比较好的。

    刘:对对,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那时候在生产队表现比较好,而且呢,写字写得好。过新年的时候,他们都贴春联,生产队所有的春联都是我写的。

    问:那时候的,春联是什么样的?写些什么东西?

    刘:听***话,跟共产党走。

    问:教小学之后呢?

    刘:教了两年,其中有几个月就到惠阳师专那里进修了三个月,就是现在的惠州学院,原来是惠阳地区师 范专科学校,现在叫惠州学院,就到那里进修了三个月,进修的名堂就叫高中师资培训班。就是把我们这些小学教师培训一下,然后就教高中这样。

    问:是什么都学吗?

    刘:不是,是学数学。那时候是军管,分连队。我是数学连。我在那里也学得很好,最后全校讲公开课,数学连就推我出来讲。

    问:那老师怎么会来教历史?

    刘:因为读中学的时候,我是省重点中学,而且我是省重点中学的尖子,基本上在年级我都是第一,起码是三名以内。

    问:您是在哪个中学读?

    刘:广州市第一中学,以前是省重点,现在不是了,现在只是区重点,不过也是示范性高中,没以前那么好,以前就是省重点哪。广州市只有三间,一间是广雅,一个是华师附中,一个就是一中,就三间重点中学。重点中学师资非常好,我读完高中,后来77年再考大学,考到华师的时候,就觉得师资差异大,就是重点中学的老师确实太好了。

    问:老师,您上完培训班之后呢?

    刘:上完培训班,就回到原来的小学,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分配嘛,等于是还在那里,培训完了先回原来的单位。我回去之后不到两个月,另外一个机会又来了,被调到了县委的宣传部。

    问:那是做什么呢?

    刘:那是在那个报道组,就是写通讯报道。就是土记者。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土记者,那个时候就这样叫的,因为我们是报社的记者嘛。我们是县里宣传部的,有一班人专门提供稿件给《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就等于是基层的通讯员。

    问:具体报道什么事情啊?

    刘:就是农村里的事情。比如说,春耕来啦,怎么动员大家搞好春耕啊,还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啊,学***思想运动啊,工作队怎么下去啊,运动的情况怎么样啊,怎么铲除资本主义的苗头啊这些。

    问:新闻是你们自己挖掘吗?

    刘:是,一般我们在县委里头,然后就下到公社去找材料,就是哪一个公社、哪一个大队做得好的,就去采访,就去蹲点,写材料,然后就送给报社。

    问:经常要四处走啊?

    刘:全县各个公社都跑。

    问:多久要发一篇呢?

    刘:一般一个月都有几篇,因为那个时候报纸很少,不像现在那么多。只有一个《南方日报》,一个《广州日报》,后来还加上一个《羊城晚报》。《羊城晚报》恢复得比较晚,那个时候我们主要供稿就是《南方日报》,后来《广州日报》恢复了,就给《广州日报》供稿。《羊城晚报》是城市的报纸,不要我们农村的消息。这个时候《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都只有4个版,所以你那上面能够发一条一千字的消息,那就很了不起了。

    问:记不记得您发过什么消息呀?

    刘:我主要在《广州日报》发了一些通讯,写一个知青的事迹。我写的那个通讯后来还收进了一个小册子,变成了一本书。那个时候出书是很难的,只有一个出版社,就是广东人民出版社,要出一本书是非常难的,结果我出了那个书,那个书有我一篇文章。我还拿到母校去给我的语文老师看,那高兴得不得了。

    问:就是有您那篇通讯稿。

    刘:是啊,有我那篇通讯稿,而且我写的这个知青呢,也因为这篇稿登了报纸,就被推荐读工农兵学员。

    问:讲的是他的什么故事呢?

    刘:就是在农村搞科技,培养良种那些。

    问:那表现很突出。

    刘:是啊。其实他只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知青,我是高三的。他很年轻,他在农村搞那个试验田,生产队也对他们比较好,划了一些田让他们搞试验田,搞良种培育啊什么的。虽然他种得并不好,反正他有这个名堂,结果农业局的一些专家听说我写了这个人,就让我带去看。看完就摇摇头说,不行不行。但是他精神很好,他到农村这么艰苦,没有觉得很失落或者很消沉,还拼命想搞一点科学实验,这种精神就很好,不管他种出什么来。如果要培养良种,那不是很快的,慢慢筛选,好多年才能出来的。

    问:而且才初一,可能知识还有欠缺。

    刘:是啊,初一没有很多知识,后来他当工农兵学员,是到华农读的。

    问:那老师到县委宣传部干了几年呢?

    刘:干了七八年。

    问:去完之后就去考了大学?

    刘:是。我是71年去的县委宣传部,然后在79年就考来华师。

    问:79年那是第三届。

    刘:不是,我是直接考研究生,我是我们历史系第一届的研究生。就整个华师来讲,78年是招了一届研究生,但是78年的时候,好像只有两个专业招研究生。比较多的专业招研究生是从79年开始。历史是78年没有招,79年才开始招。

    问:那时候怎么考呢?

    刘:那时候就是先报名,有一些招生简章发到下面。本来呢,我就想考那个新闻专业,因为我搞报道组搞了那么多年嘛,这方面就比较熟一点,就想考新闻专业。但是那个时候整个广东省没有新闻专业,后来暨大才办的新闻系。

    问:是之前就没有吗?

    刘:文革前可能会有,但后来恢复的时候没有。全国可能就只有两个学校有新闻系,一个是北京的人民大学,一个可能是武大。我又不想离开广东,因为那个时候年纪都比较大了嘛,都三十多了,在农村已经呆了11年了。结果想一下,就不想考了,没有新闻系,不想考研究生了。后来我们新闻系的一个同事啊,他是大学毕业的,文革前的大学毕业,他就跟我说:不如考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开始有新闻史,还是比较靠近一点,你不如考这个啦。我想了一下,看到招生简章中有一个老师的名字,叫何若钧,我也不认识这个人。就看了一下这个名字,也不认识哦,不管了,就报了这样。报了之后,因为也是临时抱佛脚,以前也没有准备,报了之后只有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好在我们宣传部还有一些书,就拿那些书拼命地背。在那个办公室不能背,那些人说你们下去下去,到公社那里采访,就在公社那个招待所里拼命地读。

    问:那时候有没有人和您一起呀?

    刘:本来我们报道组有两个知青,后来那个知青就读工农兵学员去了,结果就剩了我一个。原来那个是陪我的,也是女的,她后来当了广州市卫生局的副局长。她原来就跟我一起,两个女的一起到下面去采访啊什么的,就有个伴嘛,后来她考了工农兵学员,就只剩我一个。结果只好我自己去采访,有一次踩单车还掉到河里去了。

    问:那怎么办啊?

    刘:有一次去采访的时候,从公社到生产队有一条河,河上有一条石桥,那个石桥是没有栏杆的,就是几块石板这样铺着,那我就踩单车过去。公社的资料员带我去采访,我就跟着公社的资料员走,他走得很快,踩着单车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只能跟在他后面。过那个桥的时候,刚好小学生放学,一下就涌了好多小学生出来,我躲避不及,结果车一弯就掉到河里去了,整个人连车全部掉到河里去了。

    问:那个水还比较深吧?

    刘:好在那个水还不深,但全身都湿了,那个时候的人很好的,就把我搞上岸。好在河里有水,有水就把我浮起来,就没有受伤,一点没受伤。除了那个报道组那里一般平常的采访写稿之外,有时运动来了,还当工作队员到下面蹲点,一蹲就差不多有一年半年这样的。

    问:蹲点也是写报道吗?

    刘:不是,蹲点是搞中心工作,就是县委中心工作。比如说,现在要搞一个什么运动,就派一个工作队到下面去蹲点,来贯彻这些运动的一些思想。比如批判这个“包产到户”,就下去研究生产队的生产情况怎么样啊,生产怎么组织啊,怎么分配啊,有没有什么人犯法啊、贪污啊,或者是什么违纪啊,全都调查,写材料,到县里头汇报这个情况。现在说什么群众路线啊,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群众路线,县委的干部经常下基层的。下到基层呢,有时候就住在群众家里,有时候就住在仓库。我也是这样的,经常是一个人住在一个大的粮仓。那个时候,谷子还没有全部割下来,粮仓不是空的吗?就在粮仓的一个角落搞一张床,我自己就睡在那里。

    问:哦,一个人?

    刘:一个人就睡在那里,旁边有一个黑屋子,就洗澡。洗澡就怕有什么坏人啊,洗完就走。

    问:在那里蹲点的时间有多长呢?

    刘:差不多一年呢。

    问:都是一个人住?

    刘:是啊。有一次就住那个仓库,有一次就住队部。大队有一个队部,没收了以前一些地主富农的房子,就用来做大队部,就是大队办公的地方。因为那时候是华侨房子嘛,是华侨住的,有三层,我们住在上面。有一次,有的东西被老鼠吃掉了,我回到广州就要了一些老鼠药放在那个地上,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哎呀,床底下很臭,那个床又拆不了的哦。叫大队的书记帮我看一下,他就叫人来把那个床拆了,看到一只大老鼠在那里,死掉了,牙都露出来了。他说是不是下毒了?我不敢说。他有经验,一看就知道是毒死的。他就说拿把锄头来,带我到那个树底下,挖了一个洞,把老鼠放进去,埋掉,这样就无害了。

    问:那时候还是您自己煮饭吗?

    刘:如果是下去,就在农民家里吃,在农民家里搭食,就是交给他们一些粮票啊、钱啊,就在他们那里吃饭。

    问:会不会吃得不好?

    刘:他不会安排最穷的那些农民的家给你去吃,就一般的农民家庭,有些是很穷的,反正他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那时候也没什么吃的。有时我就回广州,买一些咸鱼。那时候,咸鱼也很难买,新鲜的鱼也很难买,要鱼票的嘛,一个月才能吃两次鱼,广州也是,还要排队,排队买到的鱼还是臭的。刚好我有一个妹妹是在市场做售货员,她就帮我拿一些咸鱼,买了咸鱼我就拿去给他们煮,就好一点。

    问:就吃好一点

    刘:是啊,生产队比较穷就这样,但是也有一些生产队是比较好的。因为增城它是有山区也有平原的,现在增城的规划就是这样嘛,最南面的就靠近铁路,比较平,它就做工业。现在新塘做牛仔裤是很出名的,销售到世界各地,那个就是在增城的南部,就搞工业。然后中部呢,就是居住区,现在建了很多楼盘,好多发展商都在那里建楼盘。北面呢,就搞那个旅游区,什么白水寨呀,这些都在北面旅游区。我们以前住的就是北区,在最北的部分。北部那旅游区就穷山恶水,不搞旅游就什么都没有,是吧?你搞旅游才有钱嘛。那个时候哪有旅游的,所以那里就比较穷一点。后来我去搞运动的时候,就工作队的时候,靠近那个江边的,比较平坦的那些生产队,就比较富裕,就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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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桃李 发表于 2015-8-31 10:53
刘圣宜老师访谈录1
发布时间:2014-12-02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好亲切的回忆,当年的生活痕迹活灵活现就在刘老师的举重若轻的叙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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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 15:45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5-9-1 16:15 编辑

刘圣宜老师访谈录2


直接考上华师研究生


    问:说回老师准备考研究生的事吧。

    刘:后来77年不是恢复高考了嘛,所有人都可以考了。以前工农兵学员是要推荐,主要是家庭成分要好,表现要好。我们的家庭成分一般,不是特别好,当然也不是特别坏,也没有去读工农兵学员。到77年的时候,所有人不论什么出身,都可以去考了,结果我就去考,考了县里第二名,但是录取是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现在政治系已经分成几个学院了,以前就是政治系、历史系、中文系,没有学院的。


    为什么考华南师范大学呢,因为我们属于高龄高分,年龄大,分数高。我们是老高三,那个时候都已经过了30岁了,另外有一些是应届毕业生,跟我一起考的,才16岁。因为他只读了两年初中、两年高中,那时改革的学制是这样的,他四年中学就毕业了,结果毕业的时候才16岁。应届的16岁,跟我们32岁的一起考。我们已经毕业十几年了,他们刚刚毕业。特别是理工科那些,他要有创造力的人才,我们的年龄已经过了。有创造力的年龄比如二十来岁,我们创造力的年龄已经过了,所以我们一般安排在师范学校,当老师可能比较合适。如果要搞研究,创造力就不够了。可能就是这样考虑的,所以我们这些所谓高龄高分,一般都读师范。

    我考到了政治系之后又没去读,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家里也想我快点生个小孩,就不想我读。另外我对政治系也不是很感兴趣,想来想去,最后就放弃了没有读,还是留在增城。那时候考的还是本科,77年就考本科,77年还没有研究生,78年才开始招研究生。那我就没有读。

    后来又过了两年,我周围的人考试的考试,回城的回城,我就觉得很孤独。那时候我还在增城,我爱人又在惠州那边,他在博罗县我在增城县。那我就觉得很孤独,还是再考吧这样,就考研究生。有人就说:“你好厉害喔,考试就升级了,人家是读书一级级来,你考试一级级来。”

    考试也是在县里考,县教育局就搞了一个课室,考研究生的大概三五个,不是很多,因为一般都是要读了大学才考研究生的嘛。我们就以同等学力,因为我们没有读过大学,就叫同等学力,也是可以考。考试也就三五个人的样子,围着一个桌子,每人就做自己的。因为不同的题目嘛,大家考不同的专业,题目不同,看不了的。教育局找了一个人监考,看着我们考。结果就是我一个人考上了。

    问:那时候试卷有什么题目?

    刘:试卷啊,很难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增城中学当考场。我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增城中学的数学老师就在旁边看着我做,我半个小时全部做完了。还有两题是可做可不做,很深的那种。半个小时做完了其他题目,我就拼命地做那两题,结果两题都做不了,因为真的很深,你没学过乱做,根本做不了的。那个老师在旁边看着我,我考完一出来,他就说我是一百分,后来真的就是一百分。有两个一百分,一个英语一百分,一个数学一百分。

    问:那个时候还有英语啊?

    刘:那个时候的英语是这样的,你报英语系就要考,不报就不用考。

    问:您有学过吗?

    刘:我中学的时候有学。那个时候,在机关里还是偷偷地在晚上听那个美国之音,英语九百句,偷偷地听,因为美国之音是反动电台嘛。但我又不是听它的什么宣传,我就是听它的英语九百句。

    问:就笔试什么的吗?还要不要面试?

刘:要啊,要面试。那个题目挺难的,我总分上线了,专业分不是很高,但是我英语跟政治很高,所以我总分上线。中国近代史这个专业总分上线的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没有读过大学。

    问:除了您还有谁?

    刘:还有赵立人,他现在是省社科院研究员。他跟我一样,也是老高三,我们俩都没读过大学。所以就没得选择了,如果有几个读过大学的上线那肯定就不录我们了,但没有可选的了。

    问:考了政治、英语,还有专业课。

    刘:专业课有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三门。我听了我同事的建议读了中国近代史,他后来当了市的农委主任。如果我不考,我也当官了,因为跟我一起在机关的那些人全都当了官。

    问:您那时候不是不想留在增城嘛。

    刘:那时候不想当官,当官是后来的事。那时候挑选干部主要是要工农出身,工农干部。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才强调知识化,后来有学历就当官了。跟你们现在一样,就看学历,你没有博士学历就不能当高校老师。

    问:以前好像很多人都不愿意当高校老师,会不会?

    刘:是啊,文革的时候高校冲击得最厉害。中学也是,大学也是,老师都是拿来批斗的。单位里大家都是大人,都是成年人,不会乱来,但是学生就不管,无法无天,所以那些老师都被打得很厉害,我们中学有两三个人都自杀死了。有一个初中班主任,被红卫兵拿皮鞭抽,投珠江投了两次,结果就死掉了。还有一个高中的班主任,本来什么事都没有的,后来被贴了很多大字报,说他是三青团,那时候三青团是反动的,结果他跳楼死了。

    问:都是冤枉的?

    刘:是啊,都是冤枉的,文革逼死了很多人,特别是教师。那时候,初中的干部子弟很凶的,他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反正就是血统论。那些老师从旧社会过来,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没什么事,但那个时候看得很严重。那些小孩子给被人挑拨起来,说我很有阶级感情,我就是憎恨你们这些阶级敌人。所谓阶级感情,就是乱打人。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

    问:那改革开放后呢?

    刘:改革开放后,也不是很多人想当,其实老师待遇的改善,是90年代以后的事。90年代后期,朱镕基退下来前的一两年,兑现了他的承诺,要给干部和知识分子加工资,公务员加工资,教师也跟公务员一起加工资。那是九98、99年的事情,以前老师都是很穷的。

    问: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工资待遇多少?

    刘:我毕业的时候50多块钱,但是那个时候平均工资也就是60块钱。


难忘的研究生生活


    问:那老师79年当了研究生,带的老师是谁?

    刘:我们就是一个导师组三个老师。三个老师本来带我们两个学生,就是轮着来讲课这样。后来因为世界史的导师去世了,所以世界史就有一个学生转到我们这里来,结果我们就有三个学生,三个老师就每人分一个学生带。我是导师组长何若钧老师带的。

    问:有些什么课程呢?

    刘:有公共课,公共课就是集体上的,所有研究生一起上的,专业课就各自的老师上。专业课主要就是读史料,还有读一些著作。近代史的史料很多的,比如太平天国就十几本,洋务运动又十几本。

    问:您比较喜欢哪个方面?

    刘:开头肯定每个方面都涉猎一下,主要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要选一个研究方向。那个时候我就选了一个企业家,也是政治家,叫张謇,江苏南通人。我之所以选他,就觉得这个人一是研究的比较少,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是个很重要的人。以前对他的评价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立宪派的头。那个时候的评价就是立宪派和革命派是对立的,革命派就是要推翻清朝,立宪派就要保皇,两者势不两立,所以在政治上就否定张謇,但他又办了很多实业,办了很多教育,他的自治搞得很好。而且刚好我看到我们资料室有一套书,《张季子九录》,季直是他的字,《张季子九录》就等于是他的一个文章的汇集。

    我们那个时候找资料,不像你们现在在网上那么容易,一点就出来了,很辛苦的。因为他张謇是江苏人,在全国有影响,但是在广州是没有什么他的材料的,刚好就是有一套他的全集,但是你光有他的著作是不行的嘛,你还要找很多地方的档案资料,我就到了南京,到了南通他的家乡,又到了北京,到处去找他的资料。那个时候连复印都没有,都是要抄。我在南通档案馆抄了几个星期。不过那个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学校可以给钱你去访学,那时候研究生少,现在那么多研究生哪有钱出去访学。我们就等于说去找资料,也访问一下其他老师,又游山玩水看一下,到北京看一下长城啊,看一下故宫啊。去图书馆就买两个馒头、羊肉包带进去,中午就喝点水吃个包子,就不出来了。因为出来很麻烦的,有时候进不去啊,有时候还了书又要借出来,所以中午就在那里,拿了水拿了包子就在那里吃,羊肉包冷了臊得很。吃烧饼,硬得不得了。

    后来写好了论文答辩的时候一定要请两个校外的评委,就请了中大的两个教授过来。那时候很严格的,中大那个老师就说:张謇是个恶霸!我没有研究张謇的政治思想,只研究他的经济思想、教育思想,避开了他的政治思想,因为那个时候还不能研究这个问题。答辩的时候,他要问你对张謇的政治思想怎么看,那我就只能按那个时候的口径说,说了他就很满。又叫我把张謇跟孙中山比较一下,就讲了几点,肯定要捧一下孙中山,再压低一下张謇,都是这样的。所以论文就通过了。

    张謇在江苏的一些盐碱滩地上开发棉田,种棉花,办了通海垦牧公司[1]。那时候就说他是什么大资产阶级啊,什么大地主啊,但是我就考证这个通海垦牧公司,认为这个公司有资本主义性质,对封建主义性质来讲是一个进步,而且他开垦了大量土地,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来经营,不是用封建地主向农民收租那种生产关系来经营。我就说他有进步性,然后我就把它投到《江海学刊》,江苏省的一个社科刊物,等于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这样一种层次的刊物。它把文章登了出来,后来还请我去开会。后来过了几年,江苏开始重视张謇的研究,当成他们的一个宝贝,一个名人,后来就开了很多学术研究会来讨论这个张謇,请我去。

    问:那老师读研究生是多少年?三年吗?

    刘:我是82年毕业。那个时候读得很辛苦,因为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那个时候也是扩招。文革结束,邓小平说要恢复高考招生,临时建了两栋宿舍,宿舍周围都没路的,都是烂泥巴来的。

    问:在哪里建的?

刘:旧图书馆对着那个宿舍,现在微格对面的一排宿舍,大概六七层的,现在还是学生宿舍。那时候是新盖好的,周围没有路,都是烂泥。我们冬天也没有热水洗澡,就拿一个铁的水桶装了水,就放在围栏上面,围栏比较宽的,放在那里晒,晒它一下午就拿来洗澡。饭堂也很差,排队前30名才能吃到肉。

    问:那个时候菜式也很少,只有几种菜?

    刘:对啊,一个青菜加点肉就这样。

    问:三年都是这样子?

    刘:对啊,所以我那三年就病了一大场。一个原因主要是学习压力太大,因为没有读过大学,大学那几年要拼命地读回来,等于是三年要读七年的书。另一个就是身体又不好,营养又不好,生活条件又这样,所以就病了一大场。

    问:那时候挺瘦的吧?

    刘:是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瘦到现在,那时候我96斤,跟我的身高比,就比较标准了,但现在我不到85斤,一直瘦到现在都胖不回来。后来还失眠了,一直失眠,现在也恢复不过来。一定要吃安眠药才行。读书那时候很辛苦,又加上病,本来我想着那时候毕不了业的,病到论文都写不下去了。我老师说不如让我迟一点毕业,他说不好不好,还是争取今年,后来也通过了。

    问:同一届的历史研究生有多少人?

    刘:后来同一届毕业的只有三个人。本来世界史招了两个,我们近代史招了两个,后来世界史的老师不到半年就去世了,一个就调到我们这里,一个就调到在我们楼下的哲学研究所,所以我们那一届历史系就只有三个人毕业。其他历史专业没招,那个时候就只有两个专业招,其他专业没有资格招。我们那一届全校的研究生是六十多个,都是硕士研究生,博士就没有,没有一个学科可以招博士。

    问:三个人分别是您、赵立人,还有……

    刘:还有陈进忠,他毕业就回四川去了。我留校,赵立人好像去了外贸学院吧,后来又调到省社科院。

    问:那时候毕业是分配吗?

    刘:是啊,都要分配。有时候有一点灵活,就是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单位,如果那个单位要,也可以考虑给你去这样。那个时候研究生少,就好像当宝贝那样。那个时候考上研究生很荣耀的。我留校就是我的导师坚持要我留校,我都是不想留的。我觉得读书读得很辛苦,就不想留,但老师要我留下来。我对做学问害怕了,真是太辛苦了。后来既然留下来,就要做了,几十年也是辛苦,一个一个台阶地爬,讲师、副教授、教授。

    我们这些人主要是先天不足,几十年都没有接触书本,根本就不知道学术是什么。高中还没毕业,搞了文化革命,到农村去,根本就没有再接触学问方面的事情。过了30岁,身体又不好了,年纪又大了,再来读书,就很辛苦。我们浪费了最好的那十年。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一种锻炼,对于认识社会有很大好处。特别是我们搞文科的,对于总的历史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政治的看法,都看得更清楚一点,比较接地气吧。反正我们知道中国最底层的农民是怎样的。习近平到陕西当过知青,真是当了七八年知青,他对于民间疾苦就会了解得很多。但对于做学问就不利了,如果这十年拿来看书做学问,那成就就比现在大得多了,因为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又好,思想又比较活跃,创造力也比较旺盛。对于我们学文科来讲,多一点的经历也有好处,看问题会看得比较实在一点,不光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对社会还是比较了解,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分辨能力。现在网上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都能明辨,不会人云亦云。

    问:研究生三年,有没有去其他地方交流学习?

    刘:除了这个访学之外,也有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喜欢举行全省或者全国性的一些会议,比如说太平天国研究会搞一个太平天国的学术会议,搞一个辛亥革命的学术会议,那我们就可以参加。

    问:研究生都可以参加?

    刘:有时候老师就可以带一个研究生参加,有时候研究生帮忙做一下会务啊,就可以去看一下。

    问:这样的机会多不多?

    刘:还比较多,那个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戊戌变法,都有在广东开过研讨会。洪秀全在广东,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在广东,所以这种会广东开得比较多。那个时候主要是争论一些问题,主要是拨乱反正,以前对这个太平天国抬得太高啦,对辛亥革命和戊戌变法压得太低啦,对于人物的评价都有一种翻案的性质。文革时候的评价太左了,标准也不一,认为革命就是好的,暴力革命就更好,农民起义肯定是好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不好的。会议开得还是比较多,主要是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要更加公正和客观一点,而且标准也要改变。

    问:那主要都是一些老师在发表观点吧?

    刘:是啊,主要还是老师发表,我们都是去听啊,学习啊。那个时候出书都是很难的,一个就是在学术杂志上发文章,还有一个是开完会搞一本论文集。

    问:那时候比较著名的学术杂志有哪些?

    刘:学术杂志各个省都有,历史方面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都是全国性的,档次比较高一点。

    问:华师那时候有没有学报?

    刘:有,华师学报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因为华师学报主要是为本校的老师服务的,所以在上面发文章就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如果你到省一级的刊物,就要顾及省里头的各个高校或者各个研究单位,所以省一级的刊物要难一点,全国性的更难了。

    问:研究生可以在上面发文章吗?

刘:可以,有老师推荐就可以。我读研究生第一年,就在学报上发了文章。跟哲学所的一个研究生合作的,讲那个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到底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个同学是哲学所的研究生,我是历史的,我们合作参加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就在学报发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让那个同学的老师帮忙改了一下。

    问:宿舍里有几个人?

    刘:大学生的宿舍要有12个人,六张上下床。我们是六个人,相对人少一点。你知不知道李公明?现在广州很出名的,美术学院的一个教授,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那时候就住在我们旁边的男生宿舍,他半张床都是书。他好厉害,经常在报纸发文章。六个人都是不同专业,一个读化学,一个读哲学,我读历史,一个读经济,还有两个读生物。我们那一届就是六个女生了,60个人六个女生,都在一个宿舍。后来过了一年,外语系又搞了两个女生过来,那两个女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留在学校教书,后来也叫她们来读研究生。

    问:那栋楼其他住的是本科生吗?

    刘:有本科生,历史系的本科生就在我们隔壁。

    问:是不是条件会比他们好一些?

    刘:好一些,起码我们都在下床,上床就可以放其他东西了。我的老师也经常叫我到他家里吃饭。后来我们分开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那就很少一起上课,都是到老师家里老师给你上课,一对一这样给你上课。一般老师不会那么正襟危坐地那样跟你讲课,一般都是布置你看什么书,然后你每一个星期去老师两次,讲你看了什么书,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有时候就跟你解答一下,有时候又去查一下书,大家一起看。后来我的老师要跟我合写文章,参加学术会议。

    问:那时候没有专门规定编一个课表吗?

    刘:没有。那个时候可能是第一届,学校没什么经验,也没什么规矩。结果呢,就各自为政,每个系的方法都不同,怎么培养研究生,每个系里你自己搞。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呢,研究生处就说你们不行,这个课程不够。我们就是对着那个老师,有什么课程呢,是吧?你就每周去老师那里两次,读了什么书跟他说,然后就一起写文章什么的,就没有分什么课程。后来为了应付研究生处,就分成历史文献学、史料选读、中国近代史前沿问题,就把这些分开,我们一起学习讨论的那些内容,就分成几个课程。其实都合在一起学的,是不是啊?

    问:就是写出有什么课,交给教务处看就好了。

    刘:是啊,搞几个课,然后随便给分啰。老师就对着你一个人,他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是不是?

    问:也没有参照。

    刘:是啊,也没参照。

    问:那时候课多吗?

    刘:课不算多,但是要看的书非常多,你就拼命看书,都看不过来。

    问:还要写心得。写体会?

    刘:就是啊。

    问:老师是看哪些书呢?

    刘:反正老师有一个书单,我就看它书单里的那些书。一方面就是史料的书,一方面就是历史理论的书,还有就是一些历史著作,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些历史著作,主要是这三块。

    问:以前没接触过历史,会不会不太适应?

    刘:那肯定不适应啦,看史料真的是头都大了。什么钦此、等因,清代那些奏折啊,上谕啊,很多都有那些皇帝的钦等因,后来知道那些是套话,不用管它的,还有很多史料很难读的啊。而且,这么多史料,你读什么呢,是不是啊?你读完了,又怎么样呢?你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主题,你怎么读呢,是不是?但是说你没读过大学,就是要读,是吧,你这基础一定要打,那你肯定要读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啰,读完了你再定一个研究方向,研究专题,这样来做,是吧?

    问:有没有什么考核方式?像读完之后,写一篇文章之类的?

    刘:有啊有啊,要写文章的。就是交作业,基本上就是写文章。

    问:大概写多长,写什么内容?

    刘:大概是一个学期交两三篇这样的,因为一般文章都要有几千字,是吧?

    问:主题是老师定的吗?

    刘:不是,是自己定的。反正就是说,这几个月,就集中看鸦片战争,这几个月集中看太平天国,这几个月,看戊戌变法。这样呢,那几个月你看完,就写一篇文章出来。

    问:是自己找题目写出来?

    刘:对啊,就是你读完书,有什么心得啊什么的,你自己找个题目写出来。

    问:是论文形式吗?

    刘:对,都是论文。

    问:没有笔试吗?

    刘:基本没有。没有叫你填什么空啊,什么问答,这些没有的。

    问:课就这样上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刘:是的,主要是你读完之后,找一个题目是要有新意的,要言人所未言的,是吧?你可能会有新的史料发现,可能会有新的观点,就是跟人家观点不同,同样的史料你的观点跟人家不同,或者是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材料方面。研究观点方面你有创新的,那就是好文章咯。如果你只是看了很多书然后把人家的观点集中起来,这个呢,也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概况,也可以交上去。比如说,我看了好多文章,我把它归纳起来,大概现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哪几种观点,这几种观点是哪个人怎么说,哪个人怎么说,就是一种研究概况式的,也可以。

    问:写出来老师再给您一些指导意见?

    刘:是啊。

    问:那么您与老师合作写论文是怎样的情形呢?

    刘:一般都是分开写。比如说,这篇文章大家商量好了写哪几段,然后就是他写两段,我写一段这样。

    问:记不记得什么内容啊?

    刘:说到那个论文集,我都不知道放哪里了。那时候写了一篇是太平天国的,就讲洪秀全的,有一篇是讲戊戌变法的,跟老师合作了两篇。

    问:就是讨论一个框架,然后再各自选一部分来写,最后老师会不会再整理修改一下?

    刘:会的,最后他再统一下这样。其实呢,应该主要还是老师的,就是提携我们这些年轻人,鼓励一下你,提携一下你,让你快点成长起来这样子。有一次收到论文集,还把我的名字放在老师的名字前面,给他气死了。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呢,虽然文章是老师和学生签名,但其实是学生写的,那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这个文章,肯定是老师为主,我为副。但是那个编辑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我的名字放到老师的前面。

    问:不是老师写的吗?

    刘:不是老师搞的,是那个编辑搞错了,所以要更正。

    问:老师合作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刘:对啊。

    问:之后写毕业论文,老师也会给一些指导吧?

    刘:毕业论文是这样,开始就不知道选什么题目好,就想老师不如你给个题目给我啦。你看哪个题目可以写,你告诉我。他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自己去找,所以我找的那个题目跟他的研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写的是张謇的教育思想和经济思想,而老师根本就不研究张謇,也不研究立宪派,也不研究经济史、教育史啊这些东西,因为那时候都是革命史,就是中国近代史都是革命史,一个一个的革命大事。所以我找这个题目呢,就跟他的研究没有关系。

    问:老师你是不是就找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啊?

    刘:不是,就是那个时候突然对这个人感兴趣,就是看到他那个《张季子九录》。看了一下,觉得这个人很实在,做了很多事情,虽然他政治上是保守一点的,要搞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但是他做了很多事情,办了几个工厂,教育也搞得很好,那我就对这个人感兴趣。这也跟当时政治的转向也有关系,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跟形势也有关系。我就觉得现在研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研究一下这个人也好啊,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对这个感兴趣了。

    问:那跟老师说,老师怎么讲?

    刘:他比较尊重我们的,你要选什么,他都随你。

    问:那毕业论文主要还是主要靠您自己写出来的?

    刘:老师的帮助呢,就是你要到北京去找资料,就写几封介绍信给你,介绍你去找那些教授请教,或者是给一点其他的帮助。我就一个人去啰,没办法啰。不过,我在北京有一个亲戚,所以住在亲戚家里,就天天去跑图书馆呐。在北京待了半个月吧又从北京到了南京。在南京大学附近,找小客栈住下,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又从南京到了南通,江苏那个南通。反正就是一个人这样走来走去的。

    问:那完成这样一篇,文章需要很久的时间啊?

    刘:大概就是大半年吧。因为三年研究生嘛,起码有两年你是要读书的,最后一年你访学啊,实习啊。

    问:实习是做什么?

    刘:实习就是在大学生那里讲课,你们到中学讲课,我们就在大学讲课。

    问:是直接在华师上?

    刘:就是直接对你们这些本科生讲。

    问:有多久啊?

    刘:没多久,就是每人讲几节这样,但是你要准备的嘛,是不是啊?然后呢,所有的教研室的老师都来听,听完给你提意见。就是说,你正式讲课之前,你要预演一下,先讲给你的导师听,让他提意见,然后再正式讲,讲完再让其他老师来评课。互相又要听,互相要提意见。

    问:那为什么您另外两名同学没有留下来呢?

    刘:因为一个他的家是在四川成都嘛,他就想回去,成都挺好的那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也想留,但是因为名额有限嘛,不可能都留。他就有点不高兴啦,就说,肯定啦,你是共党嘛。

    问:他不是?他没有入党?

    刘:是啊,他们没有入党,我就在增城那里已经入了党嘛。我在增城那里就在县委,县委就是党委来的嘛。他就说你是共党,有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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