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是怎样定为建党日的

62桃李

       “七一”是怎样定为建党日的
                                              2011年06月25日                               来源：《天津日报》

　　距离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整整90年。不过，关于“一大”至今还是有些疑问：“一大”是7月23日开幕的，为何党的生日却是7月1日？作为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为何没来参加“一大”？是谁在“一大”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包惠僧究竟算不算“一大”代表……

●每位赴会代表路费100元，李大钊因行踪为各方注意有诸多不便，未被推为“一大”代表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并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各地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同时，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的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了100元路费。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北京小组的创始人，各地党员自然都希望他能出席“一大”。但是，李大钊这时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同时还兼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此时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时间，公务繁忙，抽不开身。而且李大钊是全国名人，行踪为各方所注意，南下沪上也有诸多不便。根据这种情况，会议没有推举李大钊作为“一大”代表。

●张国焘被临时推为“一大”会议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一大”的会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这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为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所有。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来到会场。会场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长方形的餐桌旁放了十几把椅子，代表们围坐在四周，大会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中共“一大”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陈独秀未能到会，临时改由张国焘主持。为此，张国焘在其回忆中曾自鸣得意地说：“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定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实际的情况是，由于会议主持者需同共产国际的代表经常联系，李达、李汉俊都是书生味很浓的人，不喜交际，加之同马林的关系也不融洽，而张国焘却很活跃，于是代表们临时推他主持会议，由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说包惠僧是“一大”代表不为过，因为“一大”召开时，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程序

　　对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毛泽东、陈潭秋回忆包惠僧是会议代表。张国焘也在回忆中说包惠僧是代表，不过却说是代表武汉小组，这显然有误，因为上海通知各地小组派两名代表，武汉小组已派来了董必武和陈潭秋。董必武则在1971年回忆说，包惠僧是列席的，不是代表。李达在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包惠僧是代表。
　　包惠僧自己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里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我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我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和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很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他说了以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不过，说包惠僧是“一大”代表也不算为过。“一大”召开的时候，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程序，会议也没有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谈不上合格不合格的问题。
　　包惠僧和陈公博于7月15日动身，乘海船于7月20日到了上海。

●“一大”7月23日开幕，却把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是因为毛泽东与董必武只记得是在7月

　　党的“一大”是7月23日开幕的，为什么却把7月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
　　把这一天作为党诞生的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首先提出来的。
　　当时，在延安出席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他们只记得大会是在7月份召开，由于相距十几年，已记不清开会的具体日期了，又无档案可查，于是，就把7月1日这一天，象征性地作为党的生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为了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辰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正式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来源：《党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