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5 02:19 来源:新快报
■群众划彩船庆祝广州解放。(资料图)
●纪念广州解放65周年
■采写: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
10月14日,是广州解放65周年的纪念日,新快报记者回访了5位让“广州骄傲”的人,他们参与并见证了广州这座城市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满目疮痍走向繁荣昌盛的全过程。他们是:参与解放广州的某团参谋长魏凯江、某部审计科科长陶彝、“军医”王智剑、某部文工团团员王荧、南下工作团成员宋哲清。
他们的讲述,如同在黑暗中闪烁的火花,当无数星星点点的火花连成一体时,我们发现,在历史的天空下,这些闪亮的光点构成了一道璀璨夺目的历史与现代交织的闪亮轨迹,在听故事的人心中留下一串串惊叹号和无比的骄傲。
如今他们已经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他们的听觉已经不再敏锐,他们的容颜已经不再年轻,甚至他们的记忆也已开始变得模糊……但无论如何,他们永远是广州的骄傲。
解放军来了
1949年10月14日,那一天,广州漫长而炎热的雨季稍稍停歇,将此前弥散在空气中的沉闷和压抑一扫而空。
清晨,一位地下党员正小心翼翼地撬开了木楼梯上的一块板,从里面拿出厚厚一叠的革命印刷品。印刷品有《广州文摘》,32开本,是供内部群众和可靠的进步群众学习之用,还有几扎《人民解放军布告》,单页的,准备向群众散发。这些天来,他无法从报上得知战争的消息。对于解放军在广东的推进到了什么程度,报纸都保持了沉默。
中午11时,60岁的阿玉开始向街坊四邻宣布,“共产党已到白云山了,满山都是人。”
不过,下午5时30分,天已呈黄昏之态时,2名正在泰康路上接头的地下党员,听到了一声轰隆巨响,有人说是反动派炸了五仙门发电厂,有人说是炸了海珠桥。
破坏正在不断发生之时,大家开始互相鼓劲,“估计解放军一定是逼近广州了”。连孩子都开始高喊,“解放军要来了。”
此刻,距广州解放已经不到两小时。
暗流涌动
事实上,刚迈进广州“解放年”,人们就发现,周围人的火气越来越躁了。
能不躁吗?广州乱得让人心慌。
物价涨得厉害,西关路上一家卖米的商铺,几乎每过半小时就要改一次价格,买米的人一看牌子没了,就知道米价又要往上涨了。去茶楼喝个茶,两三小时的工夫,手中的金圆券、银圆券就又贬值了。那一年的中秋,购买月饼过节的街坊还不到往年的十分之一。昔日人满为患的荔枝湾花舫,却水面冷清,嫦娥都只能对水自怜。
老百姓本就没多少活路,却还要忍受军警特务横行,旧势力破罐子破摔,临走之前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小到油条大到军械都有可能被抢。为了防止被抢,大街小巷都被木栅栏所围,以至于出一趟门要绕几个来回。
空气中的愤怒如同炮仗一样一点就爆——这就是解放前夕的广州,大家虽然怕打仗,但心里却期盼着解放军快点来,结束这黑暗混乱的世道。
水土不服
只是彼时,正被全城期待的解放军也正在遭遇解放广州前的最大一个难题。为广州解放浴血奋战的魏凯江、陶彝、王智剑身处其中。
6月份的长江,夏雨延绵,潮热不断,是四季中最难捱的时光。
44军131师392团卫生班班长王智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赶到了长江大堤。只是在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天气带来的不适之时,这里的大堤已被妄图阻止他们渡江的国民党军队炸毁。
江水瞬间翻起三丈多高,如瀑布般朝岸上打来,被卷进江里的人有的抱着块木门板,有的坐在木盆里漂流,惊险万分。
王智剑他们耽搁了一天一夜才得以乘船渡江。也就是在渡江之后,来自北方的战士们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
先是对南方的梅雨天气毫无准备,没有带雨具,整日都被雨水淋得湿透,衣服只能黏糊地贴在身上,实在难受时,大家只能停下,轮流把守,生火烤干衣服。再来就是脚下的布鞋,被水一泡,往往一周就掉了鞋底,战士们只能光脚走路,在湿地行军让大部分人脚都溃烂了。
潮湿天气,加上蚊虫的叮咬,很多战士都患上了“打摆子”(疟疾),一些战士因此在急行军中虚脱。
“人马健康运动”
就在这时,43军127师380团参谋长魏凯江的部队也抵达了南方,他记得那段日子,连一向吃苦耐劳的壮马都每天嗷嗷叫。
一场顺势而生的“人马健康运动”开始在这支解放广州的队伍中展开。在43军军部负责后勤工作的陶彝自然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保证沿途“兵站”的物资充足,解决战士们的吃喝穿用。
不乱吃食物,不喝生水,减轻装备,将重型机关枪往后方部队移交,学习用稻草打草鞋,并在经验中总结出,将衣服撕成布条掺进草鞋中,草鞋更软也更结实。
大概一个多月后,大部分的战士就在这场“运动”中痊愈了。
只是其中也闹过笑话。
那一天,王智剑和卫生班途经一个长满香蕉的院子,走了180多里的路而粒米未进的士兵问道:“班长,可不可以吃点香蕉?”当时的王智剑真没主意,他只知道香蕉是南方的水果,却不知道香蕉应该怎么吃。只好采取折衷的方法,“每人只吃两个,不吃饱。”
“意外”还是发生了,吃完后所有人都开始嘴巴发麻,有人甚至严重得张不开嘴,“这下糟糕了,果然中毒了。”他心想,并一路组织大家喝水“解毒”。
直到进入广东后,地道的广东向导才为他们解惑:“香蕉要剥皮吃。”
广州解放
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刻,重新启行的解放军们,枪、炮和子弹都准备好了。他们一路上喊着“打下广州,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跑步南下。
相比水土不服,进入广东后的几场战役对于他们而言,根本算不上什么,他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国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10月8日,魏凯江、陶彝他们在佛冈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包围战。13号上午,王智剑和他的战友们把一列载着国民党家属的火车给“扒了”,金圆券撒了一地,他们还以为是烧给死人的纸钱。
这些在和平年代难以想象的战火硝烟,最后都被他们以一句“其实战事不算激烈”带过。
最终,陈赓率领的二野第四兵团13军、14军、15军共12万人为右路军,占南雄,取始兴,克曲江,打开粤北大门,并直指佛山,从西面包围了广州;邓华率领的四野第十五兵团43军、44军共8万人为左路军,从佛冈、从化、增城等一路打下来,直指市中心;由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2万人,控制虎门,占领中山、顺德,从南面包围了广州。
眼见败局难挽的国民党,开始了走前的疯狂破坏。10月14日下午5时30分那声猛烈的巨响,后来被证实是钢铁结构的海珠桥被炸。断铁碎钢、水泥砖块四散横飞,从北岸东起德政路,西迄仁济路,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1小时后,解放军先头部队自北郊大北路(今解放路)进入市区,7时30分,解放军迅速占领国民党总统府、广州绥靖公署、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及广州警察局。广州宣告解放。
那一夜,三个年青的军人强忍着兴奋难耐的心情,踏上了广州街头。他们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晚他们是在大街上过了一夜:魏凯江在北京路的财政厅门前,陶彝在骑楼街下,王智剑在越秀山山脚旁。
欢庆入城
广州虽已解放,但由于讯息不通,并非人人都知道。家住西关的街坊们在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听了一夜的枪声,起初只是零星的枪声,后来越来越密集,甚至夹杂着巨大的爆炸声……
10月15日清晨,广州解放的消息终于传开了。人们突然惊奇地发现在北京路上随处都有人在出售五星红旗,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并把它们插在自行车前,每家商铺门前也都开始悬挂五星红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全城都“淹没”在了红色的旗海中。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昨晚的枪声是解放军在南站又歼灭了一批要逃跑的国民党军队。
王智剑于当日离开广州前往解放佛山。魏凯江所在的127师继续留在广州,作为代表,参加了11月11日庆祝广州解放及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
王荧是腰鼓队中的一员。这位来自香港的千金小姐,此前就投身了革命,虽然意志坚定,但过程却有点曲折。从1947年一直努力到1949年11月1日才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并顺利成为44军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
参加这次入城仪式的任务,是她参军后的第一个“任务”,她们从现今位于府前路的检阅台出发,途经爱群大厦再到越秀山脚,队伍最终回到检阅台,整整一天,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一边敲打着腰鼓,结束时两条小腿都已经发肿。
战后重建
随着入城仪式落下帷幕,广州正式宣告解放。
1949年,一批来自平津地区的青年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以下简称“南工团”),跟随解放大军南下广州。在土匪、敌特活动猖獗的解放初期,他们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基层岗位上,参加城市接管工作。
“南工团”成员、当时参与接管广州市警察局的宋哲清就是其中一个。他进驻的是黄沙分局,刚刚解放的广州,市面形势依然紧张,街上的烟馆、赌场不计其数,黑社会分子以及土匪经常出没。许多国民党官兵就地藏匿混充在居民中,持械抢劫案一日数十起,夜晚经常会听到枪声,国民党特务甚至朝外出巡逻的民警开冷枪。
逃亡的国民党军队在广州留下了很多枪。宋哲清记得,“我出去办事时,在公交车上发现前后的人身上都有枪,分不清是敌是友。有的同志带枪出去巡逻时,还被人抢。后来收缴枪支,群众都主动上交。”广州街坊们已不再像解放前夕一般浮躁了。
1950年2月,市公安局在铁路南站黄沙码头成立了丛桂派出所,宋哲清担任代理所长,初建时总共只有7人。宋哲清印象最深的是,丛桂派出所成立不久就遇到了“三三轰炸”。
1950年3月3日中午,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袭,派出所遭到轰炸和扫射,房子被炸塌一边,一位民警受重伤。黄沙火车站因为囤积有很多物资,成为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敌机一来,暗藏的特务就向天空发射信号弹,引导敌机轰炸地面目标。特务们趁轰炸之际隐蔽到附近的土房中作乱。而宋哲清们却为保卫这座城市、重建这座市,与敌人斗智斗勇……
“三三轰炸”后,广州的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新修复的海珠桥也在同年11月正式通车。
出生入死老战士 难舍难离是广州
●纪念广州解放65周年
■采写: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
■摄影:新快报记者 陈昆仑 龚吉林 夏世炎
如果把1949年10月14日作为一个分界线,广州这座古老的城市,英雄的城市终于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是广州的骄傲,也无疑是无数位宋哲清、魏凯江、陶彝、王智剑、王荧们的骄傲。
这些老人,当年为了广州的新生立下了卓越的功勋,现在,他们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在耄耋之年依然为这个他们曾为之奋斗过的“第二故乡”,默默奉献着,续写着自己的骄傲,广州的骄傲。
魏凯江 对这座城市充满深情
魏凯江,1918年9月出生,河南省唐河县人。老人清楚地记得,1938年他和8名同学在河南许昌借口报考西安国民党第五军官学校,躲过国民党的盘查,坐上了去西安的货运列车。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才知道,国民党在对去延安的进步青年进行盘查和阻拦,于是本打算在西安逗留几日的他们连夜收拾行李,趁着天亮前分批出城向延安进发。1939年1月,魏凯江在太行山抗大一分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抗大毕业后,魏凯江被分配到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
魏凯江曾担任过素有“铁军”之称的127师师长,他在战争年代落下了腿伤,只能借助拐杖行走。
他一生中参加过无数次战斗:1940年参加曹甸战斗;1944年参加解放怀城战役;1945年魏凯江所在的部队开进东北,参加了秀水河子战斗以及四平保卫战;1946年任东北民主联军16师团教导员,参加三下江南、德惠战斗、长春外围作战、辽西会战等;1948年任43军127师团参谋长,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广州、粤桂边战役、解放海南岛等。
解放广州只是其中算不上“激烈”的一场战斗,但他对这座城市却从此有了深深的感情。“起初很不习惯这里的气候和水土,现在却对她有了难舍难分的情感。”因为这里点滴的变化都有他们的汗水和辛劳。她开放、包容,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每当谈及这些,魏老总是不无骄傲而又充满深情。
王荧 为广州发展迅猛骄傲
1949年7月,王荧的心里充满着对革命的快意。刚刚回到香港的她就告诉二哥,“如果哪一天我突然消失了,大家不用担心,这代表我去革命了。愿将我的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解放事业。”
在香港,王荧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她毕业以前,父亲已经帮她在香港找好了工作,同时摆在眼前的还有免费保送去美国上大学的大好机会。
但这些都改变不了王荧回内地参加革命决心。那时的香港有很多进步青年,王荧的二哥就是其中之一,从小她就跟着二哥走进了“进步圈子”,读过很多进步书籍,最喜欢唱革命歌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几乎每首革命歌曲她都能信手拈来。
香港的沦陷、国民党的腐败是她下定决心走向革命的原因,只是作为千金小姐,她参军的路多少有点波折。因为父母当时对革命以及解放军都不太了解,一直对她参军的决定不太理解。但最终,父母还是没有拗过她。
1949年11月1日,她顺利成为了44军文工团战士,后又随部队解放万山群岛,当战地记者编写报道,又到东莞保护铁路,最后与丈夫在东莞结缘,随后双双来到佛山南海工作、生活。直到1984年,王荧才第一次回到香港,那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
战争岁月早已过去,但今年已经84岁的她仍然坚持组织当年的老战友编《站号情》、《壮丽的篇章》等刊物。
最近她又有了新的想法,把一些年轻时唱的革命歌曲整理成册重新传播,“很多老的革命歌曲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但它们都很值得流传,非常鼓舞人心。”
现在她常居佛山,但经常会到广州走走,重走下当年背着腰鼓走过的路,她常常惊讶于广州的发展,“实在太快了,和香港已经没有区别了。”
陶彝 一生戎马 情牵广州
陶彝也常常发出同样的感叹。
南京人陶彝在广州解放后一度离开,直到1961年调往广州军区后勤部工作,成为广州军区财务部部长,此后一直生活在广州。
在广州将近半个世纪,陶彝亲眼见证了广州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广州的发展更加迅速。广州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他常常回想起,昔日无论是天河还是东山都不过是一片一片农田,今天却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少年时代的陶彝吃过无数的苦,16岁时就因家里穷被迫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起了练习生,后在南京的菜市口亲眼目睹许多共产党人被杀,社会一天比一天黑暗,遂决心投身革命。
1938年8月他和无数有志青年一起义无反顾来到延安。1944年,陶彝从被喻为革命大熔炉的抗日军政大学毕业。除了解放广州外,他还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
陶彝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在广州生活了大半生的他,离休以前从未游历过这座城市的风光。
他还记得1982年12月,他离休的那一天,羊城温暖如春。那一年63岁的他有无数的想法,好好读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老伴浪漫一下,到珠江河畔走走,“听说那里的夜色很美。”
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练习书法以及组织老同志们一起撰写回忆录。“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但军区有那么多离休干部,都是社会的财富”,共同将宝贵的历史记录下来,生命不息努力不止。
王智剑(左)、宋哲清(右) 没有哪个城市有这样的包容度
王智剑是解放广州战役中的卫生班班长,可谓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白衣天使”,在火线上抢救伤员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解放佛山后,他于1952年重回东北,在北大荒生活了22年,直到1980年,这个东北汉子依然难忘南方的山水,便主动要求再次南下,从此在这座他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城市定居。
他一直觉得广州的山水比北方多,“以至于南方人的性情也像山水一般亲切、包容,没有哪一个城市能有这样的包容度。”他为晚年能生活在这里感到无比欣慰。
2003年,他在家人的鼓励下撰写了名为《白衣寻踪》的回忆录,以记录革命先烈英勇献身的事迹。尽管已经85岁高龄,但现在只要有采访他都会坚持参加,他希望年轻一辈不要忘记先烈们为广州、为建立新中国而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
和王智剑一样,南下工作团的成员宋哲清也在做“抢救历史”的工作。84岁的他今天仍在不断记录南下广州的历史,采访过程中,他反复说道,“‘南工团’剩下的老人已经不多了,这段历史再不记录就没了。”从1994年开始患上眼疾的他如今写作已经非常困难,但他还是坚持每天都要写下一点,为了让这些资料更好地得以保存,他每次都会请前来采访的记者帮忙用电脑打印一些。
同样,他也认同广州街坊的包容。他刚到广州时,这里说客家话、潮汕话、粤语的都很多,“语言的丰富就可以体现广州的包容度。”由于他在广州的工作是警察局的警察,那时每天都要审问犯人,以至于他只花了10个月的时间,就能全部听懂这三种不同的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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