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怀圣寺“教崇西域”匾研究
广州市怀圣清真寺二进门处悬挂着一块大匾，中间写着“教崇西域”几个大字，右侧写着“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落款是“怀圣寺恭承”。这块匾是不是光绪皇帝写的？坊间一直有不同看法。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还有的说从笔迹看像是慈禧太后写的。
从网上看到，光绪皇帝曾经给西安的清真寺题写过“教崇西域”匾。在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和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支持下，我在2011年6月底到7月初，首先去到西安回坊各清真寺进行考察。这次西安之行，尽管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但收获颇大。一是证实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离开西安前夕确实给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分别题匾，光绪皇帝写的是“教崇西域”，慈禧太后写的是“派衍天方”；二是见到“派衍天方”原匾；三是这两块匾曾被多次复制，悬挂在西安的其他清真寺；四是初步探讨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给西安清真寺题匾的原因以及“联系人”。虽然“教崇西域”匾已失踪，没有见到，但从网上查到的老照片中却看到这个匾悬挂在小皮院清真寺（及化觉清真寺）大殿门口正中，字体比较清晰。
我从西安回来后，又到广州地方志馆、中山图书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图书馆等处查找资料，继续探讨广州怀圣寺“教崇西域”匾到底是光绪写的，还是慈禧写的？抑或是仿制的？
我先后翻阅了一些清史特别是清朝广州地方志史资料。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的《清史编年》第十二卷（光绪朝（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之《广州府部》（七）、邹鲁修、温廷敬等纂《广东通史》、中华民国三十年的《广东年鍳》（有对怀圣寺的介绍）、《广州府志》、《光绪事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等。但均未找到肯定怀圣寺“教崇西域”题匾题写者有关的资料。
综合分析这些年来所查的资料和所做的调查，我对怀圣寺“教崇西域”匾的初步结论是：既不是光绪皇帝的题词，也不是慈禧太后的题词，很有可能是在光绪皇帝授权后某个书法家写的仿制品。
不是光绪皇帝写的，也不是慈禧太后写的
首先，我认为，这块匾不是光绪皇帝写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同西安小皮院寺（及化觉寺等）光绪皇帝题词的原件（法国人沙畹摄于1907年的老照片）相比，笔体完全不同。我又看了光绪皇帝的其他书法，其特点是笔迹比较清瘦，类似柳体（柳公权）。而怀圣寺匾的笔迹比较圆润，粗壮，类似赵体（赵孟頫）。特别是“西域”两字的写法，笔迹完全不同。很明显不是同一个人（光绪皇帝）写的。
第二，我曾将广州怀圣寺“教崇西域”匾的照片和西安小皮院寺（及化觉寺）“教崇西域”照片一起，拿去某市公安局刑警队请笔迹鉴定专家鉴定，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专家的结论是：“两块匾额题字‘教崇西域’，两者笔迹外型相近，但笔迹特征不同，至少不是同件书法作品，疑似仿制所致。”这表明，这两块匾中必有一块是仿制的。既然真迹在西安，那广州这块就是仿制的了。
第三，从我所看到的史书及有关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广州怀圣寺这个匾题写者的记载。广州本土的回族老人也没有关于这个匾的历史传说。
第四，从光绪皇帝的行踪看，他和慈禧太后一行当时正在准备启程回京，可以想象忙得不可开交，不太可能在启程前四天无缘无故地给几千里之外的广州清真寺题匾。
其次，我认为，这块匾也不是慈禧太后写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西安几个清真寺的匾来看，慈禧太后只题写“派衍天方”，光绪皇帝才题写“教崇西域”。慈禧太后作为“皇太后”，没有必要不写自己的题词而去写光绪皇帝的题词送给广州怀圣寺。这样做，降低自己的身份，也不合情理。
第二，从我所看到的几张慈禧题匾原件照片看，上面都盖有慈禧的大印“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怀圣寺这块匾没有，上面反而有光绪的印章“皇帝之宝”。这也可以证明不是慈禧写的。假如真是慈禧写的，怎么会盖上“皇帝之宝”印章，而不盖“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印章呢？
很有可能是仿制品
我认为，怀圣寺这块匾很有可能是仿制品。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据我所看到的清朝皇帝的题匾，如故宫、颐和园、五台山等处的皇帝题匾，都是蓝底金字；西安化觉寺慈禧太后的题匾“派衍天方”，原件虽然已经斑驳陆离，但仍然可以看出是蓝底金字。而广州怀圣寺的这个匾，却是白底红字。不合清朝皇帝题匾习惯。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后人重新刷油时将原来底色和字体颜色改了。但我想如无特殊原因，“改色”的可能性不大，而仿制的可能性极大。
当然，有些寺庙悬挂的皇帝题匾，也有不是蓝底金字的。例如，云南省建水县文庙内，悬挂着康熙、雍正、同治和光绪等好几位清朝皇帝歌颂孔子的题匾，都是红底金字。不过，记者说的很清楚，“殿内悬挂着摹刻的清代历朝皇帝礼赞孔子的御题匾额八方。”（见《云南日报》，2011年7月8日）这里使用的是“摹刻”，也就是仿制的意思。此外，这个文庙，不只是皇帝题匾，所有的匾都是红底金字。包括正殿大门前悬挂着的“先师庙”匾，也是红底金字。
第二，皇帝或皇太后所赐的题匾，如南山极乐寺慈禧的题匾“真如自在”，右侧题头写着“慈禧皇太后御笔恩赐”，左侧落款写着“大清光绪拾捌年敕建南山极乐寺普济立”。怀圣寺这块匾没有“慈禧皇太后御笔恩赐”字样。
第三，当时，复制皇帝和皇太后的匾是允许的。例如，在西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只给小学习巷清真寺题匾，但“西安的清真寺，不论大小，其殿门之外均悬匾二方：一曰‘派衍天方’，一曰‘教崇西域’。闻系庚子年慈禧与光绪蒙尘西来时所赐之御笔。”（王曾善：《长安回城巡礼记》，《月华》，1933年第五卷）同理，广州怀圣寺仿制一块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四，“御赐”和“御制”是有区别的。凡是皇帝赐给的东西（衣服、器皿、字画等）都可以叫“御赐”，但不一定是皇帝亲手制作的。别人做的东西，皇帝拿来送给人也叫御赐。例如武训得到皇帝御赐的一件黄马甲，那马甲不会是皇帝亲手做的。“御制”则意味着是皇帝亲自制作（如字画）送给臣民的。同理，怀圣寺这块匾盖有“御赐”（而不是“御制”）印章，表明是皇帝同意送的，但不一定是皇帝亲自书写的。
第五，有关专家学者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没有肯定怀圣寺这块匾是谁写的。例如：
在马建钊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中，对这个匾是这样介绍的:“怀圣寺门庭匾：木匾1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佚名撰。”（216页）
在《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等人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这个照片的说明词是“怀圣寺门庭数进及光绪年间所立‘教崇西域’匾”。没有说明是光绪皇帝或慈禧太后写的。
特别是《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一书目录，对于这块匾的介绍，同对其他匾的介绍（“邓廷楠献匾（同治十年）”、“杨枢杨勋献匾（光绪二十八年）”）格式一样，标题是“怀圣寺献匾（光绪二十七年）”。假如确认是光绪皇帝或慈禧太后写的，那就应该写作“光绪皇帝御制”（或“慈禧皇太后御制”）而不是“献匾”。
第六，怀圣寺这块匾，右侧题头写着“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左侧落款写着“怀圣寺恭承”。这里的关键词是“恭承”。搞清楚“恭承”的含义，对辨别这块匾的真伪有着重要作用。
我查阅了《辞海》、《汉语大字典》、《简明古汉语字典》等工具书，并登录《中教网·汉语字典》、《中华隆取名网》、《汉典网》、《百度》等网站，发现有的工具书（如：《辞海》、《汉语大字典》、《简明古汉语字典》等）没有收录“恭承”一词。但在网络上却可以看到“恭承”有多重含义。其主要含义是一致的：1，“敬奉”。如：汉典、中华隆取名网、网络字典。2，“敬奉，恭敬奉行”。如：百度。
据此，我们可以将“怀圣寺恭承”理解为“怀圣寺恭敬地奉行（教崇西域）”。这里的主语是“怀圣寺”，意味着这块匾是怀圣寺制作的。当然，“承”也可以理解为“承受”、“承接”，在这个意义上，怀圣寺也是承受、承接的主体。
有人可能会说，
怀圣寺这块匾如果不是光绪或慈禧的御笔，那匾的上方有“御赐”和“皇帝之宝”两方印章，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看，这可以理解为是皇上（光绪）同意的，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同意广州怀圣寺仿制这块匾，送给怀圣寺。假如事先不征得光绪皇帝同意，谁也不敢盖上这两方印章。
综合上述分析，我的结论是：广州怀圣寺“教崇西域”匾，是经光绪皇帝同意，由怀圣寺仿制的。由于当时传播工具落后，看不到光绪皇帝在西安题匾的原件，只好请某位书法家写下这几个字，制作成匾。至于题匾四周的龙形纹饰，可能是参考了皇帝献给其他寺庙（例如佛教南华寺）的题匾样式而仿制的。
是谁牵线搭桥？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是光绪皇帝同意仿制的，那么必定有一位能够和光绪皇帝“说上话”的虔诚的穆斯林在牵线搭桥。那么，是谁给光绪皇帝传话，说广州怀圣寺希望有一块“教崇西域”匾的呢？
我想，这个人很可能是清朝广东著名回族外交家杨枢。
关于杨枢，史料不多，研究他的人更少。在中山图书馆，我没有发现有研究杨枢的专著。在广州地方志馆，我看到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里面专门介绍了杨枢。综合《中国回回民族史》和从在网上看到的资料，可以对他的生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杨枢(1844—1917)，字星垣，祖籍盛京(今辽宁沈阳),生于广州。1891—1902年，出任清政府驻日本长崎领事。1903年，以候补四品京堂接替蔡钧出任驻日公使。在担任驻日公使期间，多次和日本政府交涉，扩大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名额和专业，在留学生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1907年任满归国后，由外务部员外郎，一直升至鸿胪寺卿、外务部右伺郎，深受皇上器重。1909—1910年，出任驻比利时公使。后因病去职回国，住在广州福地巷，直至归真。
杨枢热心教门事业，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1906年，留日回族青年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以“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宗旨的“留东清真教育会”,杨枢热心地接见参会回族留学生并出资赞助。据《留东清真教育会记事》记载：“丁未六年,乃发起斯会，经前钦差驻日大臣杨星垣先生助金以资会费，并率诸公子及随员之同教者,合留学同人，摄影于使馆，以为纪念。”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后，创办启蒙刊物《醒回篇》,目的在于开启回族民智,使之紧跟时代步伐。《醒回篇》是回族第一份近代刊物，在回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许多同学后来成为反清志士。他在往返欧洲途中，曾专程前往圣地麦加朝觐，成为令人羡慕的哈吉。
杨枢生于广州，故于广州，他的墓就在广州市先贤古墓陵园内。因此，他对广州，对广州的伊斯兰教事业，必定怀有深厚的感情。凭着他与朝廷的良好关系，请求皇上恩准仿制一块“教崇西域”匾给怀圣寺，想必不是太难的事。从年谱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他正在日本长崎担任领事。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又刚刚回到北京，内忧外困，日理万机，当时就请光绪皇帝应允仿制“教崇西域”匾，似无必要，也不太可能。但他在1907年任满回国至1909年出使比利时之前，在外务部做官，有机会接近光绪皇帝。凭着自己的地位和穆斯林一颗虔诚的心，请求光绪皇帝恩准广州怀圣寺仿制“教崇西域”题匾，极有可能。当然，这只是猜想，有待史料证实。
2013年2月7日
主要参考资料：
1，马建钊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
2，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编：《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
4，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保延忠会长（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晓毅博士（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民族所副所长）、夏志前博士（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宗教所副所长）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鸣谢。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2期）
清代回族外交家杨枢（其陵墓在广州解放北路兰圃公园西侧先贤清真寺院内）
慈禧光绪与西安清真寺题匾
引子
在广州市光塔路56号，有一座我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进入怀圣寺的二道门，就可以看见一块大匾悬挂在三道门上，上面的题词是“教崇西域”。
许多清真寺里都有匾，而且不止一块。但怀圣寺这块“教崇西域”匾有好些特别之处。一是四周镶着六条龙，正下方还有一只龟头；二是上方正中有“御赐”二字，匾内正中盖有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写的红色印章“皇帝之宝”；三是题词上款有一行小字“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下款写着“怀圣寺恭承”。
那么，这块匾的题词是不是光绪皇帝亲笔写的？这块匾是光绪专门写了送给广州怀圣寺的，还是后人复制的？为什么与清朝其他皇帝题匾不同，用的是白底红字，而不是蓝底金字？——这一切，至今仍是谜。
关于这块匾是谁写的，我听到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既有年月日，又有印章及龙饰，可以肯定是光绪皇帝写的；第二种说法是：从笔体看题词像慈禧太后的字，可能是慈禧写的、盖上光绪皇帝的章；第三种说法是：题词不像光绪的字，且有上下小字题款，不似原件，是复制品。
这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显然，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了解清朝末期广州伊斯兰教史，了解回回与清朝朝廷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当我从百度搜索“教崇西域”时，发现西安多座清真寺里都有这块匾。一些旅游网站还具体指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与光绪连夜逃往西安。第二年八月，慈禧和光绪准备离开西安回北京前夕，为西安的小皮院清真寺分别题匾。慈禧写的是“派衍天方”，光绪写的是“教崇西域”。
于是我把研究方向转向西安的清真寺。我首先去到北京市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接着又去西安市，实地考察清真寺，向当地伊协的同志、阿訇和乡老们了解有关“教崇西域”匾的情况。通过调查研究，初步搞清楚了关于慈禧光绪与西安清真寺的一些问题。现将初步研究成果献上，以求教于各位。
慈禧光绪与西安
晚清的朝廷，就像一座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破房子，不堪一击。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朝廷束手无策，慈禧带着光绪等连夜往西逃出北京城。据史书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日，美英意法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连夜仓皇西逃。途径怀柔、大同，于八月十七日到太原。在太原住了十天。八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及随行人员从风陵渡西渡黄河。九月四日，到达西安。
其实，慈禧早就做好了当八国联军犯京时逃亡西安的准备。1900年五月，军机大臣荣禄就密遣心腹到陕，会知陕西巡抚端云，做好迎驾准备工作。端云即在西安城内相度地势，拟定修建行宫蓝图。
但是没等建好，慈禧一行就要来了。慈禧一行到达西安前夕，陕西为支应皇差，特设支应局。 “甲寅，昭改陕西巡抚署为行宫。”（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四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35页）于是端方赶忙改建巡抚署为行宫。“九月 初四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行到达西安”。（《西安市志》（第一卷·总类），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慈禧和光绪在西安差不多住了一年。由于割地赔款的辛丑条约签订了，外国列强并没有追究慈禧和光绪的责任，慈禧感到放心，准备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十九日启銮回京。但由于“关中炎热，较上月尤甚。大雨之后泥淖弥最”，当地官员上书光绪，请求延期回京，“将回銮日期改至八月节，候俟天高地爽较为安适。”慈禧和光绪认为此议可行，表示同意。（见《光绪政要》第八册，1744页），过了中秋节后，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启銮离西安返北京。
慈禧光绪与清真寺
我曾经到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以及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地方志馆和位于广州的中山图书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图书馆等处查阅资料，均没有发现有关慈禧和光绪在西安期间到过清真寺的记载。尽管行宫离清真寺都不太远。
但是，6月份，我在西安清真寺调研期间，在同一些阿訇、乡老的交谈中了解到，据民间传说，李莲英到过清真寺。当时，阿訇正在诵经，没有理他。等阿訇诵读完《古兰经》，李莲英问阿訇，你读的什么书？阿訇说：“《古兰经》”。
李莲英又问：“书里讲些什么？”阿訇答：“希望天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李莲英听到后，回到宫里向慈禧汇报，慈禧很高兴。因为那几年西北地区连年大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如果真的风调雨顺，那就会国泰民安，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也就无虞。
据民间传说，有一次，慈禧乘辇出巡，路过城内一处商铺门前，闻到一股香味。慈禧问随行的大臣，什么东西这么香？答曰：“腊牛肉。”又问：“是什么人腌制的？”答曰：“回民。”慈禧叫手下拿来一些尝尝，果真味道不错。于是对西安回民的好感又进一步增强了。现在，这个地方叫止辇坡，仍有卖腊牛肉的铺子。至于是不是慈禧喜欢的那间，就不知道了。
当然，最主要的恐怕是慈禧和光绪在西安居住期间，西安及陕西的回民都没有造反，大家相安无事。这些都给慈禧和光绪留下好的印象。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慈禧和光绪在西安住了一年后离开时，欣然为清真寺命笔题匾，以笼络人心，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陕西有一位布政使，名叫唐承烈，是山东人，穆斯林。他曾给大皮院清真寺撰写过一副对联，至今保存完好。
“尔来礼拜乎要摸着心头干过多少罪孽向此处鞠躬叩首
谁是讲经者须破除情面说些警嚇话语好教人入耳悚神”
对联上还有两行小字：陕西布政使唐承烈撰，光绪二十七年孟春。作为当地一位穆斯林地方官，他的良好形象应该给慈禧和光绪留下好印象。据此推断，请太后和皇上临走前为清真寺题匾的要求，也可能是他代为提出的。（史实待考）
1933年出版的《月华》杂志第五卷，刊载了王曾善写的《长安回城巡礼记》。其中谈到：“西安的清真寺，不论大小，其殿门之外均悬匾二方：一曰‘派衍天方’，一曰‘教崇西域’。闻系庚子年慈禧与光绪蒙尘西来时所赐之御笔。青模金字，方正端严，亦颇雅观。”（见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380页）
慈禧为什么给小皮院清真寺题“派衍天方”这几个字？在小皮院清真寺保存的万历年间碑记《重修真教寺记》中有“天方之一派，肇于唐初”的字样，可能慈禧受到这几个字的启发而题写“派衍天方”匾。
离开广州前，我从网上发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有关西安清真寺的旧照片，上面有“派衍天方”和“教崇西域”两个匾。可惜的是，当我到西安进行实地考察，企图找到那两块匾时，不禁有些失望。慈禧写的“派衍天方”匾还在，尽管已经斑驳陆离、破旧不堪，但字还是可以认出来。但跑遍回坊9间清真寺，也没有发现“教崇西域”这块旧匾。据阿訇及乡老反映，*****期间，各清真寺所有的匾都被拆下来集中堆放在大寺，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其中有的被“破四旧”而砸烂。有的丢失。“教崇西域”匾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毁（或丢失），荡然无存的。现在大寺有一块匾，上面写着“教崇西域”，正中有一个红印，但四周没有龙饰。匾很新，字体也与旧照片中的四个字不一样，显然是复制品。在小皮院寺大殿前也挂着一块“教崇西域”匾。这块匾有题头、有落款。从中可以知道，这是1996年去麦加朝觐的哈吉送的。
慈禧光绪与穆斯林官员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不信伊斯兰教。但太后和皇上都给西安清真寺题匾，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显然，只有有机会见到太后和皇上的人、或有机会与太后和皇上说上话的人、或有机会托人把话传给太后和皇上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人是谁呢？
据我分析，可能是这两位穆斯林。一个叫马福祥，一个叫唐承烈。
关于唐承烈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现在说说马福祥。马福祥，字云亭，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初十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其父马千龄，通晓武事，工于心计，同治年间参加回民起义，后降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青海撒拉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穆斯林举行反清起义时，马福祥征得父亲同意，招募“义勇队”，协助清军镇压起义队伍，战功显赫，深受朝廷宠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马氏兄弟率部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其兄马福禄在正阳门阵亡，马福祥接任指挥。8月15日，北京陷落。马福祥等护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华门出逃，精心护驾直达西安。到达西安后，马福祥带领的军队又担任宫禁警卫及北辕周围防务长达一年之久。对此护君之功，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两宫回京后，慈禧、光绪以马福祥“在京有战功，沿途宿卫，亦著劳谨”，“著加恩，遇缺尽先即补”。而马福祥，在政治上虽然几易其主（后来，辛亥革命发生后，他又率先通电“拥护共和”），但他在血缘上毕竟是穆斯林，无论是为了稳定回回军军心也罢，为个人今后更好地升迁也罢，当年由他向太后和皇帝提出为清真寺题匾，都是有可能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福祥在西安护驾期间，与慈禧近侍太监张兰德（小德张）结为换帖兄弟，关系不同寻常。马福祥如果有什么要求，请张德兰向慈禧提出，也是最方便不过的。
当然，唐承烈对穆斯林及清真寺怀有深厚感情。在慈禧和光绪离开西安前夕，作为地方官，代表穆斯林提出希望太后和皇上赐墨宝，而慈禧和光绪欣然应允，也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以上只是根据史料及传说进行的分析，尚无更直接的史料佐证。留后待考。
此外，关于广州市怀圣寺的题匾的出处，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2011年9月21日
主要参考资料
1，张永禄主编：《明清西安词典》，西安地方志馆编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叶林生著：《光绪皇帝》，黄山书社1985年版
3，《西安市志》第一卷。总类，西安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西安出版社1996年
4，胜迹：《穿越历史品味宁静——记西安小皮院清真寺》，网络文章
5,《马福祥》，百度百科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广州市伊协、陕西省伊协、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地方志馆，特别是王文杰会长、保延忠副会长、马希平副会长、苏萌主任以及西安市众多阿訇和乡老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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